上海全市高三、高二年级学生从6月6日，初三年级学生从6月13日起返校复学。这是在26日召开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宣布的。 据介绍，中小学其他各年级学生继续居家在线学习至学期结束，学校可在学期结束前安排一次学生返校活动，包括为小学五年级学生举行毕业典礼等；幼儿园、托儿所、托育机构等不再安排返园。居家照护确有困难家庭的学生，可自6月6日起申请到校到园，由学校和园所提供相关服务。 为保障返校复学后的学生安全，上海正从6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按照规范完成校园消杀，确保校园的安全干净。二是配备专门的核酸采样和检测力量。在每个复学学校建立核酸采样点，做到每天放学前完成采样、次日上学前获知检测结果。三是实施校园网格化管理。不同年级、班级的师生分属不同的网格，网格之间分区错时活动，避免交叉接触。四是做好返校师生健康管理。五是加强校园防疫资源和物资储备。各区将根据复学人数，按比例储备一批条件较好的宾馆作为专用的密接隔离房源。六是落实学生关爱措施。对家长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学生、有感染新冠或密接隔离经历的学生以及学习条件相对困难的学生，学校将组建专门教师团队，建立定期联系机制，做好个性化学习辅导工作。同时，设置高考中考专用考试方舱和应急考场，分别为感染新冠的考生和密接考生提供服务保障，确保“应考尽考”。 针对义务教育入学和幼儿园报名，上海推出了新生入学10项便民措施，包括放宽缴纳社保家庭儿童入学条件，放宽灵活就业家庭儿童入学条件，推行登记、验证等“不见面”服务，放宽入园手续办理时间等。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介绍，5月25日，上海新增48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29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全部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或转归。根据“抗原+核酸”组合筛查结果，25日，上海共划分封控区1497个，涉及人口数约35万人；管控区7650个，涉及人口数约131万人；防范区61994个，涉及人口数约2156万人。 目前，金山区、奉贤区已先后宣布所有封控区、管控区都已解除，全部区域为防范区。

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做好2022年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出各高校要合理设置新的岗位，鼓励各高校吸收外校毕业生应聘科研助理岗位。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合理设置新的岗位。同时，认真梳理已开发的科研助理岗位，充分利用尚未吸纳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加大保障力度，做好对应聘科研助理岗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切实落实《通知》对科研助理岗位薪酬、社保、档案等规定的要求，增强科研助理岗位的吸引力。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发挥带头作用，充分挖掘资源和自身潜力，做大做强科研助理队伍，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同时，不断提升科技创新供给能力。 同时，鼓励各高校吸收外校毕业生应聘科研助理岗位，教育部将把跨校招录人数和比例作为相关考评参考依据。同时，教育部将把科研助理岗位及实聘人数作为“双一流”建设监测指标，纳入安排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名额的重要参考因素，并将根据工作推进情况适时组织指导和督查。

24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介绍，10年来，职业教育用数字化赋能，不断拓展办学空间，支持先学习再就业、先就业再学习、边就业边学习，主动与继续教育、普通教育有机衔接，积极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中央财政连续10年支持建设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在此基础上，今年3月“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覆盖了19个专业大类、396个高职专业，汇聚了660余个专业教学资源库、1000余门在线精品课和2000余门视频公开课，以及420余万条视频、图片、文档等颗粒化资源，为全民学习提供充足数字资源。继续教育不断完善资源供给和服务机制，全国共有1891所各类高校举办学历继续教育，在学人数占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数的46.8%，有力提升国民受教育年限和素质。大力推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建设，确定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129个、示范区120个，建成30所老年开放大学和老年教育专门机构。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2022年高考中考期间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统筹做好高考、中考期间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积极防范化解校园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广大考生餐食安全。 一、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的规定，联合教育部门进一步落实学校的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压实校外供餐单位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学校和校外供餐单位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2021)要求，规范原料进货查验、餐食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毒、餐食分餐配送、食品留样等行为，需要熟制的食品必须烧熟煮透，餐具必须彻底清洗消毒，食品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及盛放、接触、加工制作上述食品的容器、工具、用具必须有明显的区分标识并分开存放、使用，避免交叉污染。要督促学校和校外供餐单位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及属地政府有关学校疫情防控要求，认真做好疫情防控。

为培养好传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将开展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 　　《通知》要求，推荐申报相关工作要突出目标导向，稳慎认定、优中选优、循序渐进；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部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空缺、队伍老化等问题，着力加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梯队建设。 　　《通知》提出，符合以下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技艺精湛，熟练掌握其传承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知识和核心技艺，传承实践累计25年以上；在该项目相关领域具有代表性，并在项目申报地区具有较大影响，获得广泛认可；在该项目的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志愿面向社会传承，身体健康；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德艺双馨；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认定为该项目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省人社厅近日印发《甘肃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津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享受津贴人员原则上每三年重新遴选调整一次，每人每月发放津贴1000元。 　　《办法》将享受津贴人员遴选工作纳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围绕全省重点任务部署、重大项目建设人才需求，突出品德、能力和贡献遴选人才；明确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在遴选工作中的主体作用，负责实施本部门、本地区遴选工作；将原来的两年一次调整为三年，与省领军人才、陇原青年英才聘期保持一致，便于用人单位统筹考虑人才推荐工作。 　　《办法》明确，享受津贴人员实行总量控制、动态调整。总量控制在2000人左右，原则上每三年重新遴选调整一次，三年周期内根据实际需要、空缺名额等情况可进行补充调整。遴选对象为在全省各类企事业单位（含中央在甘单位）全职工作，并且受聘为正高级职称后在甘肃省工作满5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年龄一般在57周岁以下的在职在岗人员。已享受甘肃省院士、甘肃省领军人才、博士生导师等津贴的人员，按就高原则只享受其中一项；党政机关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不在遴选范围内；对同一年度已入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甘肃省优秀专家等高于或相当层次由政府给予津贴的人员，原则上本年度不再重复推荐。 　　《办法》明确， 三年周期内对享受津贴人员每人每月发放津贴1000元。属于下列变动情形的，自变动次月起停发津贴：1.调离甘肃省或者擅自脱岗超过6个月的。2.由专业技术岗位转为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岗位或者其他行政岗位的。3.去世、退休的。4.学术不端、弄虚作假的，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及刑事处罚的。5.其他不再符合享受津贴人员条件情形的。

5月27日讯组织实施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是省委省政府强化就业优先、推动共同富裕的一项创新性举措，开展安置对象岗前培训，提升岗位适应能力和岗位专业技能，是落实行动的重要环节。2022年3月，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山东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做好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岗前培训工作的通知》，确定对符合条件的安置对象开展全员免费岗前培训。截至目前，山东省16市克服新冠疫情影响，大力开展岗前培训，全省现已培训18.28万人。 部门地方相配合，聚焦“新” 因地制宜、因需分类做好前期调研论证，召集安置对象岗前培训工作推进会，加强统筹协作，联合制定出台贯彻落实文件，统筹培训资金。按照“谁开发，谁培训”的原则，指导相关岗位开发主体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坚持以岗位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基础，结合岗位特点和安置对象实际，创新丰富喜闻乐见的培训环节，提高培训效果。临沂市莒南县采用“镇街提需求、机构出方案、部门作指导、学员强技能”模式，合理安排课程，加强师资多元化配备，制订个性化培训方案，全程跟进指导。东营市坚持“结业不结束，服务无止境”，通过电话跟踪回访，充分促进“岗前培训+岗后服务”融合赋能，切实提高培训效果的“放大、叠加与倍增”作用。聊城市阳谷县设计了观看《永不过时的劳模精神—时传祥》纪录片和安全警示教育片环节，并邀请卫建、交警、城管、宣传等部门参与制定培训课程或现场教学，加强部门、镇街协作。 理论实践相融合，聚焦“能” 充分考虑培训对象文化层次偏低、技能水平不高的实际，理论课由专业讲师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搭配学员分组角色扮演练习，使理论融入实践；实践课程以学员为主体，专业讲师随时指出学员实操过程中的问题，做到理论指导实践。济宁市微山县坚持需求导向，结合旅游业发展趋势，开展“微湖向导”景区管护等技能培训，深入景区模拟练习接待礼仪和景点讲解。德州临邑针对环保清洁工公益岗，增设“环保问答我来猜”“创建绿色生活 你我牵手同行”等培环节，使参训人员更直观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岗位。 线上线下相结合，聚焦“活” 今年疫情多点频发，形势严峻，济南、青岛、潍坊等市，通过自有或招标优选线上培训平台，展开线上教学，待后期疫情形势有所缓解，迅速行动，开展线下实践操作课，将疫情防控和岗前培训两手抓、两不误。临沂市沂水县创新性地采用了“党员可视化信息平台”进行远程教学，根据各乡镇、社区（村）提报的党员教育中心会议室，全县共设置培训点157个。 质量效果相契合，聚焦“实” 岗前培训任务重、时间紧、组织难，各市灵活采用各式方法，在提高培训效率的同进，确保培训效果。潍坊市临朐县开展的齐长城保护公益性岗位岗前培训工作，到齐长城遗址参观， 听取文旅部门人员讲解齐长城历史，实地了解齐长城保护工作，为齐长城保护传承文化发挥人防效能。威海、菏泽等市编制岗位培训工作手册，统一印制岗位培训教材，济宁泗水编印下发人手一册“培训口袋书”，便于安置对象随时翻阅学习，熟悉掌握自身岗位职责。菏泽深入挖掘典型事例，讲好劳动致富故事，唱响“‘菏’谐公岗品牌”，营造舆论氛围。 在省市县及镇街四级的共推动下，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岗前培训工作已然成为共同富裕路上的重要一环，工作解决基本收入，培训丰富自身技能，两者相辅相成，提收入、富精神、强技能、增幸福，串起通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经慎重研究并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决定上海市高三、高二年级学生从6月6日，初三年级学生从6月13日起返校复学；中小学其他各年级学生继续居家在线学习至学期结束，学校可在学期结束前安排一次学生返校活动（包括为小学5年级学生举行毕业典礼等）；幼儿园、托儿所、托育机构等不再安排返园。居家照护确有困难家庭的学生，可自6月6日起申请到校到园，由学校和园所提供相关服务。对高三、高二和初三同学返校复学不做强制要求，考生和考生家长可以选择返校复学，也可以选择居家线上复习。 本学期将要结束，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和线上教学实际，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二年级不再组织统一的期末考试，学校可结合学生作业、线上学习状况及线上活动表现等情况，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保持并提高学习兴趣。高一、高二年级参照执行。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强调“要把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放在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培养上”。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强调“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系列举措和要求是对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落实，为新时期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基础学科人才指明了努力方向。 　　科学确定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规模。基础学科人才毕业后，部分进入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大部分进入各行各业创新人才队伍，都是国家急需的优秀人才。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人才队伍。“十三五”期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2016年约80万人增加到2020年约110万人，其中理工科博士占79%、硕士占57%，这是培养造就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科技企业家、创新管理者等各类优秀人才的基础。高校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引进的“主力军”。2020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523.45万人年，研究人员占比20%（其中基础研究人员占比8.15%）；研发经费支出2.44万亿元，研究经费占比17.3%（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6.0%、应用研究经费占比11.3%）。与主要科技强国研究人员占比平均约40%、研究经费占比平均约40%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通过“211”“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为人才自主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增强国家创新发展动力和潜力，要切实加大研究投入和教育投入力度，增加高质量人才供给，重点加强高层次基础学科人才和急需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厚实创新发展的人才根基。 　　优化基础研究人才和创新人才结构布局。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据欧洲工商管理学院2021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排名，前20名的国家全是发达国家，中国排名第37位，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基础研究人才竞争力正在稳步提升。据科睿唯安2021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全球6602人次入选，中国内地935人次，占比14.2%，远高于2018年的7.9%，四年来接近翻一番，已占美国35.7%。据全球学者库网全球顶尖前10万科学家排名，中国内地11642人入选，仅次于美国38449人，已占美国30.3%。据2021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共计4701人上榜，覆盖10个学科中的84门一级学科。说明我国顶尖基础研究人才结构正在优化，但在最顶尖的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科技大奖上差距较大。创新人才方面，中国理工科博士毕业生数量居世界首位，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领域的人才缺口较大。据2020年全球AI人才报告，全球47.8万，美国、印度排名前两位，分别占39.3%、18.0%，中国2.2万，占4.6%，排名第4，差距明显。未来要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大全球引才力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持续优化基础研究和创新人才队伍。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未来要在人才识别、选拔、培养、引进、评价、使用、支持、激励、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既要培养引进好人才，更要用好人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加快建设高质量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打好基础、储备长远，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理想信念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人才深怀爱党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发挥战略科技力量“国家队”作用，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优化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遴选机制，大幅提升优秀青年人才担纲领衔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的比例，在攻坚克难的创新实践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调动好高校和企业推进校企联合、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坚持重点布局、梯次推进，努力打造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人才高地示范区，依托中心城市形成引才聚才的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平台。

原标题：教育部要求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转换 记者25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安全有序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转换，科学谋划暑期工作安排。 通知提出，要指导学校根据疫情变化，针对不同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完善衔接方案，精心做好线上线下教育教学有序转换。要增强校园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做好师生员工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好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就医等需求。 对于暑期工作安排，通知提出，要合理安排暑假时间，细化暑期校园疫情防控方案，严格落实留校师生员工管理，指导离校师生做好自我防护。 为有效提升学校公共卫生服务能力，通知要求，切实加强中小学卫生室（医务室、保健室）、高校校医院建设。高校要科学设置临时留观场所，提前储备隔离缓冲用房，加强驻校核酸检测专业能力建设，探索建立疫情防控联合保障机制。（记者胡浩）

“目前，我们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2021年高职学校招生557万人，相当于十年前的1.8倍；中职学校（不含技工学校）招生489万人，招生规模企稳回升。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技能人才。”24日，在教育部举行的“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如是介绍。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加大力度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性。 　　1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从政府主体走向多元参与、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发展，以自身高质量发展肩负起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的使命，助力学生成长成才，让职业学校的学生“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 　　定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回顾这10年，我国职业教育取得明显发展。 　　“不仅是由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和坚实条件，也是因为职业教育发展始终把构建完整体系作为核心任务与逻辑主线，不断创新制度设计、加大政策供给，努力把职业教育建设为一种对经济社会和个体发展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一种有着广泛需求基础的教育、一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教育。”陈子季表示。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之后，国务院出台的“职教20条”开宗明义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一重大论断明确了我国“一体两翼”的现代教育体系，成为我国教育理论的重大创新。 　　“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和特色魅力彰显。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中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深有感触，“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德技并修，培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校企双元育人已不再是口号，双证书制不断完善，双师型教师不断壮大；产教融合型企业、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大师工作室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亮丽风景线，职业教育的特色更加鲜明。” 　　10年来，职业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紧盯产业链条、市场信号、技术前沿和民生需求，对接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新职业，推进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两次调整专业目录，以产业、行业分类为主要依据，专业大类对应产业，专业类对应行业，专业对应职业岗位群或技术领域，出台《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等专项规划，力求在服务面向上突出“全”，在专业设置上突出“新”，在目录架构上突出“特”，淘汰落后专业108种，升级和补充专业1007种，更新幅度超过70%。目前，全国职业学校共开设1300余个专业和12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使人才培养结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迁更好地对接起来，有力支撑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改变：“别人家孩子的教育”变成“自己家孩子的选择” 　　职业教育的整体形象越来越好，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 　　“职业教育开始从‘别人家孩子的教育’变成‘自己家孩子的选择’。”邢晖形象地说。 　　中职和专科高职教育不再是学历终结的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破冰起航，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预留了空间，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上本科，职业教育吸引力、影响力不断提高。 　　职教高考的新赛道，使职校生通往接续教育的道路更宽广更畅通。职普融通、育训结合、职业教育学分银行等，加宽加长了学生成才之路，更好地满足学生“就业有门，升学有路，继续发展有基础，创业有优势”。 　　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的一组“工匠之师”的数据让人振奋：全国职业学校专任教师规模从2012年的111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129万人，增幅为17%，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年龄结构看，中职学校50岁以下专任教师占比将近80%，高职院校此项占比83%，中青年正成为职教教师队伍骨干力量。从“双师型”教师在专业课教师中的占比看，均超过55%。从学历结构看，中职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94%；高职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9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41%。长期以来职业学校专任教师学历不达标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职教教师队伍建设迎来了难得机遇，大有可为。任友群表示，今年，教育部将开展职教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着力提升职教教师队伍的能力素质。进一步充实数量、优化结构、规范管理、加强保障，建设一支高素质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全面推进职教教师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支撑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逐步成长起来，有效支撑起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 　　1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不断实现“再提升”，通过优化职业教育对外合作交流机制，在互利共赢中为世界各国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职业学校开发的国际化数字教学资源进入英国学历教育体系，获得欧洲国家承认。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中文+职业教育”特色项目，涉及高铁、经贸、旅游、航空等领域，为各国学员提供了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发展机会。 　　自信：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去年，自己莫名其妙“火了”。这让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实践课教师邢小颖感觉特别意外。“我讲铸造课的视频获得两亿播放量和百万点赞，可能是因为职业院校毕业生给顶尖学府的学生讲课，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2011年，邢小颖考入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任教，她连续七年荣获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实践教学特等奖和一等奖，终于站稳了讲台。2021年获评工程师职称，她成长为“双师型”教师。 　　过去这十年，是职业教育给了邢小颖人生出彩的机会。“大家对我的关注也能折射出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关注。职业院校毕业的我们，可以看到更高、更远、更广阔的世界，也会有多元的发展路径和出彩的人生。”邢小颖说。 　　在广东，职业学校十年间为社会输送了约769万技能精英，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5%以上。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副书记李大胜介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相融共生、同频共振的生动局面，推动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美好愿景转为“大有作为”的广东实践。 　　今天，我国职业教育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让每个孩子都能尽展其才、人生出彩的机会将越来越普遍。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自立自强中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产业生力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有媒体日前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到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数字公布后，在网络上，引发不小的讨论。有人觉得现在大学生太多了，“不值钱了”，担心以后“送快递、服务员都得是大学生了”；有人觉得就业环境太“内卷”了，竞争太激烈。 　　教育，不只是为了就业；人口，也不只是宏观政策的一个数字，不能只想着分门别类地放到各种规划的盘子里去。接受教育的是具体的人，如果有机会，他们理所应当接受高等教育。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复杂的思辨、更丰满的人格。至于更高级的职业技能，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但不是全部。 　　所以，担心大学生太多了没有必要。人就是目的，而非静态设想中的社会模型，社会政策应该去贴合人的需要，而不是把人塞进“什么学历干什么工作”的等式。不能因为大学生多了、竞争激烈了，和这个“社会模型”不匹配了，就想着削足适履，限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人，应该去见识更大的世界。高等教育就是看世界的窗口，这样的窗口，越多越好，越大越好。2.4亿的数字，得之不易，还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提升。至于就业问题，靠的是激活经济，持续不断地创造繁荣，让经济环境去适配人口形势。 　　2.4亿高等教育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17%。比例看着不大，但考虑人口结构，比如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口，已不算低。当前人口素质的基本面，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人数已经极为可观。 　　这就意味着各项经济规划、社会政策，都是在这个基本面上落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职业规划和逻辑判断，他们对各项政策做出的反馈，是建立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础上的。 　　这本身也是提醒，“高等教育”几个字所蕴含的，是一整套思维方式。具备类似方式的民众，已经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而且还在持续攀升。这种学历层次的抬升，也在呼唤社会治理水平相应提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所思所想，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期待，对公共政策的期待，终究会多元、高阶一些。 　　2.4亿人口，数量不少，但也谈不上多。更重要的是，“多少”本身并不是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政策需要去围绕服务的对象。政策的目的，不是对数字增减本身做文章，而是面向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人，他们的未来与保障、成长与收获，作出有针对性的安排。

5月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刻不容缓，抓实抓细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会上，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介绍，关于校园疫情防控，教育部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四方责任，加强健康监测，特别是食堂、宿舍、校医院等重点场所管理。坚持定期开展核酸抽检制度，加强防疫物资储备，加强应急预案演练。备好突发疫情应急处置，一旦学校周边包括校内发生疫情，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确保风险人群及时从校园分离开，守住校园不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底线。强化校园内生活的服务保障，提高校园服务精准化水平，保障好师生员工看病、就医需求，稳控校园内餐饮和相关商品价格。同时，加强师生人文关怀，提升学校卫生服务能力。

24日，教育部召开第三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十年来，“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一体化的职业学校体系基本建成，中职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专科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预留空间，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上本科，职业教育吸引力、影响力不断提高。 　　陈子季在发布会上介绍职业教育十年改革发展的成效。他表示，十年来，我们牢牢抓住大发展、大改革的历史机遇期，不断打开视野、提高站位，统筹把握规模与内涵两个维度，相继迈上了3个相互衔接、层层递进的大台阶： 　　一是立足自身审视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二是立足整个教育体系审视职业教育，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确立类型教育的定位。三是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审视职业教育，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 　　回顾这十年，我国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不断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取得明显发展，不仅是由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和坚实条件，也是因为职业教育发展始终把构建完整体系作为核心任务和逻辑主线，不断创新制度设计、加大政策供给，努力把职业教育建设成为一种对经济社会和个体发展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一种有着广泛需求基础的教育，一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教育。具体体现在七个方面： 　　一是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适应性更强。面向市场、服务产业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功能，也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策略。十年来，我们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两次调整专业目录，出台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等专项规划，力求在服务面向上突出“全”，在专业设置上突出“新”，在目录架构上突出“特”。同时，“一老一少”相关专业布点达到了5000多个。 　　二是全面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教育办学路子更宽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办学优势。十年来，我们陆续出台并实施《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开展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型城市等一系列试点，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鼓励行业企业全面参与教育教学各个环节，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办学，校企合作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逐步形成了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校企合作新局面。 　　三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学生成长的路径更加畅通了。推进普职融通渗透是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提供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客观要求。我们树立开放包容融合的大教育观，为学生不同成长阶段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多路径成才的畅通渠道，推动职业教育和其他教育类型有机衔接、协调发展。 　　一方面，引导青少年树立技能报国之志，全国4500余所职业学校支持中小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实践和职业启蒙教育，辐射中小学近11万所，参与人次超过1500万。另一方面，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为中职学生和普通高中学生提供更适合的多样化发展机会。 　　四是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有效贯通，职业学校学生发展力更加足了。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助力学生成长成才，让职业学校的学生“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十年来，“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一体化的职业学校体系基本建成，中职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专科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预留空间，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上本科，职业教育吸引力、影响力不断提高。 　　五是职业学校的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责任担当更大。“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十年来，我们推动“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落地，完善学历教育和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21年高职学校招生557万人，相当于十年前的1.8倍；中职学校(不含技工学校)招生489万人，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与此同时，国家先后出台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 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启动“1+X”证书的制度试点。目前，全国1万余所职业学校每年开展各类培训上亿人次，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的高职院校中，141所学校年培训量超过了5000人/日，86所学校年培训量超过了10000人/日，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并重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基本形成。 　　六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职业教育办学形式更活。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支柱。我们始终坚持人人皆可成才，并为人人尽展其才创造条件。十年来，职业教育用数字化赋能，不断拓展办学空间，主动与继续教育、普通教育有机衔接。今年12月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覆盖19个大类，396个高职专业，汇聚了660余个专业教学资源库，1000余门在线精品课和2000余门视频公开课，以及420余万条视频、图片、稳当等颗粒化资源，为全民学习提供充足的数字资源。继续教育不断完善资源供给和服务机制，全国共有1891所各类高校举办学历教育继续，在学人数占高等教育本专门数的46.8%，有力提升了国民受教育年限和素质。大力推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建设，确定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129个、示范区120个，建成30所老年开放大学和老年教育专门机构。 　　七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更高。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我们既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还要博采众长、融通中外、借鉴吸收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加快制度创新、重塑比较优势。 　　他说，十年来，我国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不断实现“再提升”，与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稳定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招收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地和境外办学的主要集聚地。多元协同培养模式和管理规范逐步形成。目前，400余所高职院校和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全日制来华留学生规模达到1.7万人。2019年，13所高职院校协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外独立举办第一所开展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5个教学标准成为赞比亚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在海外19个国家建立了20个“鲁班工坊”，泰国的“鲁班工坊”建设人员被授予“诗琳通公主纪念奖章”。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职业教育”特色项目，为各国学员提供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发展机会。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支持高职院校在职教师学历提升。鼓励支持高等职业学校在职专业课教师报考硕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原校履约任教。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探索脱产学习与在岗实践相结合的培养形式，学中用、用中学。 　　完善职教教师标准框架 　　通知要求，结合职业分类大典修订，修订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校长职业标准，研制高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标准，逐步建立层次分明，覆盖公共课、专业课、实习实践等各类课程的教师职业标准体系。研制新时代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标准。研制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学时学分管理办法，加快推进教师培训工作规范化建设。 　　提高职教教师培养质量 　　通知指出，逐步提升教师培养学历层次。在学位授权点审核和招生计划管理中，对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特别是长期从事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院校给予支持。鼓励具有推免资格的高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职业技术教育硕士，通过一体设计、衔接培养、分段考核、定向就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培养内容的衔接性、课程设计的完整性、能力素质的综合性。 　　支持高职院校在职教师学历提升。鼓励支持高等职业学校在职专业课教师报考硕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原校履约任教。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探索脱产学习与在岗实践相结合的培养形式，学中用、用中学。 　　探索多主体跨界协同育人路径。支持地方整合综合(理工科)院校、师范类院校和行业企业优势资源，多主体协同参与职业院校教师培养模式。鼓励高水平学校具有深厚产教融合基础的专业二级学院与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学院资源互补、协同育人。 　　健全职教教师培训体系 　　通知明确，实施“职教国培”示范项目。利用中央部门预算资金，设立“职教国培”示范培训项目，开展培训团队研修、校长培训和教师培训，发挥高端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做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中职学校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 　　调整国家级职业院校校长培训基地布局。统筹考虑职业教育层次、地区经济产业和地域特点、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对承担职业院校校长培训任务的单位(机构)进行调整，遴选认定一批“十四五”期间国家级职业院校校长(书记)培训基地，展开梯次迭代培训。 　　打造高水平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基地。结合新专业目录调整和国家战略重点领域、紧缺领域和优先发展产业领域相关专业，对现有各类国家级职业院校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进行调整，定期轮转。对部分培训资源缺乏的地区，经地方申报，建立临近区域协作、送教上门等培训机制。加强培训资源建设的动态更新、调剂共享，满足教师需求。 　　通知还提出，严格落实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加强对各地和承训机构(单位)实施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以下简称素提计划)的视导调研，多渠道组织参训教师匿名评教，强化绩效考核结果在经费拨付、任务调整、考核奖励中的权重。发挥国家级基地在培训团队、资源和条件等方面优势，加大各地遴选国家级基地承担培训任务的比重。 　　加强教师发展(培训)中心建设。依托现有教师联盟(组织)、国家级基地、“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发挥职教高地和产教深度融合地区优势，支持分区分片成立职业院校教师发展联盟，带动各地教师发展中心建设。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推动教师紧盯行业企业开展科学研究、课程开发和实践教学，服务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 　　推动职教教师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在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开辟教师学习研修板块，面向所有老师共享共用。发挥国家级项目承担单位、“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等引领带动作用，分层次、分专业建设教师培训优质资源。结合“职教国培”示范项目、职教创新团队、名师(名匠)名校长培育等项目建设，开设研修专栏，逐步实现项目申报、组织、评价等一体化建设。 　　创新职教教师培训模式 　　通知称，推进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加强询导调研，过程管理，年底对首批团队进行验收，系统梳理建设成果。通过国家示范引领，推动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展开省级、校级创新团队整体规划和建设布局，形成团队建设网状体系，带动“双师型”教师队伍整体建设。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适时恢复创新团队骨干教师分批次、成建制出国研修访学。 　　实施职业院校名师(名匠)名校长培育计划。启动全国职业院校名校长(书记)为期3年的培养培育。启动建设一批国家级“双师型”名师(名匠)工作室和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由院校教学名师或具有绝招绝技的技能大师(专兼职)组建。通过定期团队研修、项目研究、行动学习等方式，进行为期3年的分阶段研修。建立国家杰出职业教育专家库及其联系机制。 　　畅通职教教师校企双向流动 　　通知明确，推动教师企业实践。对国家级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进行调整补充，加强规范管理，调动企业承担更多培训义务，形成政、校、企合力。将地方优质企业基地纳入全国基地网络，为教师提供更多优质资源和选择空间。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发布实践项目、创新实践课程、记录培训轨迹，实现校企资源共建共享，推进职业院校教师每年完成至少1个月的企业实践。 　　实施兼职教师特聘岗位计划。支持职业院校设立一批产业导师特聘岗，聘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管理人员、能工巧匠等，采取兼职任教、合作研究、参与项目等方式到校工作，推进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建设兼职教师资源库。丰富拓展职业教育教师选用渠道，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工程院等相关部门，按照行业企业和专业领域，遴选有经验的人才到高职院校兼职任教。组建兼职教师资源库，在相关信息平台定期发布和更新，拓宽学校兼职教师聘用渠道。 　　营造全社会关注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良好氛围 　　通知指出，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评选中，充分考虑职业院校。利用中央媒体、教育媒体和教育政务新媒体等多种平台，《教育要情》《教育部简报》《中央教工领导小组教育情况通报》等多种渠道，加大职教教师队伍建设内宣、外宣力度。加大对地方、学校、团队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力度，调动全社会广泛发声、广泛关注，营造职教教师队伍建设的良好氛围。

5月24日，科技部官网发布近期部分高校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情况。 　　此次共通报24起科研不端案例，主要涉及代写代投、实验数据和图片造假、不当署名、伪造通讯作者邮箱等科研不端行为，涉及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20所高校和附属医院，共处理52人。 　　涉事学者受到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职务职称晋升申报资格，扣发岗位津贴，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等处罚和处理，其中3人被永久取消招收同等学力研究生资格，6人被撤销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职务，4人被取消博士学位申请资格。还有3人作为在籍研究生，给予留校察看处分等处理。

26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的通知》发布。《通知》要求，建强科学教育专业扩大招生规模，加大相关专业科学教师人才培养力度。鼓励高水平师范院校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开设科学教育专业。 　　《通知》要求，建强科学教育专业扩大招生规模。鼓励高水平师范院校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开设科学教育专业。持续加强现有科学教育专业建设，及时总结、交流人才培养经验，推动相关院校扩大科学教育专业招生规模，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小学科学教师队伍。 　　加大相关专业科学教师人才培养力度。推动师范院校面向小学科学教师补充需求，扩大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地理科学、教育技术学等师范类专业以及主修理工科的小学教育专业招生规模。鼓励相关工科专业参与小学科学教师培养。强化小学科学学科教育教学方法实训，着力培养理工科专业背景、能胜任小学科学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 　　优化小学科学教师人才培养方案。师范院校要根据《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要求，加强小学科学教育及教师人才培养研究，聚焦高质量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目标，优化科学教育等相关专业师范生培养方案。着眼科技与教育发展趋势，立足科学教育的综合性，强化学科横向联系，鼓励学生辅修其他理工科专业或核心课程模块(微专业)，拓宽专业基础。加强理工科教育教学实验室建设，创新教学方法，强化教育实践，着重提升师范生项目式教学、跨学科教学等实践能力。 　　创新小学科学教师培养协同机制。深化师范院校、地方政府、小学协同培养机制，加强人才培养供需对接，发挥一线小学教师、科技辅导员等对师范生培养的指导作用，聚焦小学科学教师专业核心素养与科学教育实践能力培养协同创新。支持师范院校与理工科大学开放课程、学分互认、互派教师，鼓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下辖单位相关专家到师范院校兼职，加强师范院校间协同，合作培养小学科学教师。支持师范院校与科研院所、科技馆、博物馆、天文台、植物园及其他科普教育基地、高新技术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充分利用社会科普资源、科技创新第一现场开展教研，优化教师培养，全面提升面向小学教师培养的相关专业师范生创新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能力。 　　《通知》还指出，各地要高度重视小学科学教育在提升公民科学素养、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奠基作用，要将专职教师配备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督导评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专题调研省域内小学科学教师配置情况，加强小学科学教师队伍需求测算，结合师范生公费教育、“优师计划”、“特岗计划”等，加大小学科学教师定向补充力度，并形成《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工作方案(2022—2025年)》，规划本省(区、市)2022—2025年依托高水平院校开设科学教育等专业的招生人数，以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为目标扩大理工科师范类专业招生计划、优化现有理工科师范生培养方案的具体安排等。 　　部属师范大学要积极服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结合各地需求加大科学教育及相关专业师范生培养力度。经过持续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小学科学教师后备人才，推动科学教育及相关专业师范毕业生从事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支撑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开展。

4月以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指导各地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形势，精心制定高考组考防疫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并在考场布置、环境消杀、健康监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目前，各地均已出台了高考防疫相关工作方案，正在抓紧推进落实，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准备充足的备用考点考场。各地已根据实际情况，准备充足的备用考点、备用隔离考场。对于因区域封闭、无法正常赴原考点参加考试的考生，经专业评估后，当地将根据其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在备用考点等参加考试；对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等特殊考生，经专业评估后，可在当地设置的医院考场、集中隔离点考场等参加考试。 　　2.加强考场的环境卫生和消毒。考试前，对考点、考场、通道、门把手、桌椅、宿舍等进行全面环境卫生清洁与消毒。考试期间，每科考完后做一次清洁消毒；考试结束后，做一次彻底环境清洁消毒。各地卫生健康部门或疾控机构为每个考点安排专门的防疫副主考，专职负责涉疫常规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 　　3.严格普通考场与备用隔离考场的分类管理。普通考场与备用隔离考场的人员物品严格实行分区分类管理，不交叉、不混用。备用隔离考场应设置专用防疫特殊通道、安检入口等，并与普通考场严格实行物理隔离。 　　4.严格进入考点的体温检测。考点入口处设体温检测点，对所有进入考点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如体温出现异常，可适当休息后使用其他设备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仍不合格的，须经专业评估，符合条件的安排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 　　5.做好考前本地健康监测。前期，各地已部署对参与组考、监考环节的工作人员和考生等，按要求做好考前连续14天本地健康监测，每天体温测量并记录，监测身体健康状况，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跨区域流动、不到人群流动性较大场所、不前往中高风险等级地区。 　　6.加强考前核酸检测等健康筛查。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对特定区域范围考生及涉考人员的考前核酸检测，对于筛查异常考生，安排备用考点(场)，不与正常考生同考点(场)参加考试。健全完善健康筛查补办快速通道等措施。 　　7.加强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考试前，建议考生提前准备好口罩、手套、纸巾、速干手消毒剂等防护物资。赴考时如乘坐私家车、步行或骑自行车，可不戴口罩；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要全程佩戴口罩，可佩戴一次性手套，并做好手卫生，同时注意社交距离。考试时，低风险地区的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考场就座后，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佩戴；备用隔离考场和中高风险地区的考生，要全程佩戴口罩。工作人员和监考人员全程佩戴口罩，隔离考场的监考员及工作人员需穿戴工作服、医用防护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等，必要时穿戴防护服。 　　8.完善应急预案。针对突发疫情等极端情况，开展多种场景的应急演练，确保高考防疫各环节有效对接、有序实施。考试过程中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由考点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专业人员进行专业评估，并按照应急预案稳妥处置。 　　9.加强对考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各地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精心做好受疫情影响相关考生的心理疏导。同时，引导广大考生科学作息，合理安排复习备考进度，适度加强身体锻炼，以积极、理性的心态备考应考。

本报北京5月27日讯（记者 焦新）今天，教育部召开全球“教育变革峰会”中国国家层面磋商会，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学军作为国家层面磋商召集人主持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及教育、学术、企业、媒体等行业代表围绕疫后教育复苏、推动教育变革、保障教育投入和加快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主题提出意见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派员出席并致辞。 田学军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如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教育目标带来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全球教育变革。 田学军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开启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我国将积极参与本次峰会，用国际通用话语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与世界分享中国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倡导和推动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教育变革峰会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倡议，将于今年9月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本次磋商会是教育变革峰会的筹备工作机制，应联合国要求召开。

父母爱孩子是一种本能，但有时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欲会超过对孩子的爱的冲动。多数父母如果不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没有理性的觉察和思考，要做到尊重孩子是不容易的。尊重，本质上是看见、是关怀、是满足、是放手。尊重应是相互的和平等的，孩子需要知道，要享受父母的尊重，他也要尊重父母。家长的认知水平和家庭的文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长是否能做到真正尊重孩子。 底层逻辑要更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的情感需要越来越突出。但我国一些传统的家庭文化观并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没有把孩子自身的感受和需要放在重要的位置，这自然会造成亲子之间的冲突。现代父母还存在诸如“亲子一体化”的育儿观，有些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则是父母自身认知水平的局限。父母要真正做到尊重孩子，首先应更新自己思维方式的底层逻辑。 家长自己要过得好。如果家长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一塌糊涂，就不可能有良好的身心状态来爱孩子，甚至可能会将孩子当成自身情绪的垃圾桶，或让孩子来背负父母的人生遗憾和未完成的理想。我的咨询案例中曾遇到一位家长，当谈到要理解和尊重孩子时，这位家长委屈地说：“我从小就是被父母打骂长大的，我还有满肚子怨气没地方发泄呢，现在的孩子骂不得打不得，这还不把我活活憋死！”只有家长自己成长了、开心了，才能腾出心理空间来容纳孩子的情绪和尊重孩子的感受。 家庭要有边界感。什么是边界感呢？例如，一位妈妈经常不经过女儿的同意也不事先打招呼，就直接去女儿的宿舍整理柜子、拆洗床单。女儿表示抗议后，妈妈仍置若罔闻。这就是没有边界感的体现。家庭成员之间拥有边界感，才能进入一种关系的理想状态：各就各位，避免越位，按需补位，及时归位。家长有边界感，不仅是对孩子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清晰的边界意识会时刻提醒家长：“谁的事情谁负责，过于主动的帮助就是控制。”如果我们爱孩子，就应给孩子选择的自由，培养他们自己做主的能力和意识。 了解孩子的需求。尊重生命，就要满足生命成长的需要。在孩子自幼萌生的主张没有被扭曲的情况下，孩子本能的需要往往都是对其发展有利的。家长需要听见孩子的呼唤，了解孩子的需求。孩子应是自己的“主人”，家长则应是“后勤”和“顾问”的角色，提供孩子所需的教育资源、学习资源、赏识肯定、优质陪伴等，而不是当事无巨细的“管家”。 例如，一个初一女孩在转学后，因不能适应新环境而情绪低落，放学后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和家人说话。她的父母理解孩子遇到困难了，需要时间慢慢调整，也明白退缩是这个特殊阶段孩子成长的需要和一种自我保护。所以父母并没有焦虑，而是放任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躺平”一阵子，再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走出来。他们还偶尔组织女儿的同学来家里聚会，帮助女儿熟悉新同学和新环境。半年过去后，孩子慢慢有了活力，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 减少规矩，释放空间。家长应该审视一下家庭的规矩，砸掉一些不必要的、过时的、僵化的家庭规矩，给家庭成员解放出更多空间，为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尊重创造更多条件。比如家里来了客人，父母要求孩子向客人问好而孩子不愿意说，如果父母强制孩子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没有尊重孩子，忽视了孩子拒绝的权利。再比如，做作业是孩子的义务，但是先写作业还是先玩会儿手机，先写语文作业还是先写数学作业，这些都是孩子的权利。 当然，每个家庭孩子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对孩子尊重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何尊重孩子与社会文化和家庭文化有关系。 比如在我家，只要不沉迷，孩子玩手机游戏是被允许的，在被允许的情况下，孩子可以有尊严地玩游戏。在安全积极的家庭环境中，孩子自己安排学习和玩耍的时间，不仅不会耽误孩子的学习，反而会激发孩子自我管理时间的动力。 有一点需要强调，尊重孩子并非溺爱孩子，尊重孩子与用纪律和规矩要求孩子并不矛盾。在孩子要求不合理的时候，在孩子的行为违反了约定或者越过了家庭红线的时候，父母可以平静而坚定地拒绝孩子的要求，这并不是不尊重孩子，恰恰体现了父母对孩子理性而长远的爱。

近期，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教育部高度重视，经研究决定： 一、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整改，重新组织专业力量绘制教材插图，确保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使用新教材。教育部将组织专家团队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二、教育部立即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是教材内容、插图等，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确保教材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符合大众审美习惯。 三、畅通中小学教材问题快速反映通道，欢迎社会各界随时提出意见建议，教育部将认真研判、及时处理。教材问题反映邮箱：jcwt@moe.edu.cn。

近期，我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在网上受到批评和质疑，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教材质量的担心。我们进行了认真反思，深感自责和内疚，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对于大家对我社中小学教材的关心表示真诚的感谢。我社已成立工作专班，全面负责小学数学教材插图整改工作： 一、启动相关工作，到今年9月1日前全面整改到位，确保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按时使用新教材。 二、按照有关规定和流程，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遴选优秀设计团队，对小学数学全套教材所有插图进行绘制更换。 三、在重新绘制过程中，我们将专门听取社会各界尤其是一线师生及家长的意见和建议。 四、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完善机制，对我社其他教材进行深入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我们真诚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欢迎大家对教材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反馈邮箱：jcfk@pep.com.cn）。

　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近半年来，多地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通知要求，积极探索，发出家庭教育令。这项带有创新性的司法举措，折射出儿童保护怎样的理念变化？“依法带娃”能否照亮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 　　折射儿童保护观念转变 　　1月6日，一位母亲从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手中接过一份裁定。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1月1日施行后的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 　　事情源于一起抚养权变更纠纷案。法庭审理查明，2020年夫妻协议离婚后，女儿由妈妈抚养。但从2021年2月起，孩子一直与保姆居住。 　　首次庭审后，案件承办法官、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彭星意识到，仅一纸判决下去，无法真正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但在当时，还没有针对失职父母追责的有效司法举措，全方位的司法保护还缺少有效抓手。 　　2021年10月家庭教育促进法表决通过，彭星找到了司法主动作为、有效创新未成年人保护方式的法律依据。 　　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彭星认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让国家司法机关在常规的司法审查中有了主动延伸的探索依据。 　　之后，彭星拟出一份“儿童守护令”，在湖南省高院指导下几易其稿，并上报最高法指导后，最终以“家庭教育令”的形式发出。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令。 　　这份家庭教育令责令，母亲要与老师至少每周联系一次，了解孩子详细状况；不得让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与孩子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养育与陪伴。 　　彭星记得，庭审谈话时，8岁半的孩子一直强忍眼泪。她希望通过家庭教育令，给这些没有力量改变父母的孩子，提供更多帮助和可能性。 　　事实上，这一司法举措也折射出儿童保护观念上的转变。 　　“未成年人案件关注的不仅仅是行为，还有行为背后的人。”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介绍说，家庭教育令体现了“国家亲权”理念，即在父母作出不利于孩子的行为时，国家有责任保护孩子的利益。在法令中规定孩童的需求高于父母的需求，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集中在三种情形，既惩戒又纠偏 　　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湖南、北京、江苏、山东、河南、内蒙古、广东、甘肃等多地人民法院陆续发出家庭教育令。 　　在北京，截至5月12日，已有137名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被予以训诫或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累计发出的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提示书及家庭教育指导令共116份。 　　截至5月份，山东省法院共办理涉及家庭教育指导的案件67件，依法向102名家长发出家庭教育令，建立家庭教育指导站29个。 　　梳理各地教育令可以发现，父母和监护人被予以训诫或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主要缘于三种情形：一是家长因疏于管教或教养失当，导致未成年人罪错或不当行为；二是因婚姻破裂等情况影响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三是缺乏对未成年子女网络活动的监管。 　　大部分教育令责令监护人依法积极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做好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积极行使探望权，主动增进沟通联系和情感交流，关心、关注孩子的生活学习和身心发展。 　　北京的一份教育令，要求家长在法院线上家庭教育平台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学习掌握主要直播平台的青少年模式使用指南及提升家长网络素养、孩子自我管理能力方面的课程。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安全有序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转换，科学谋划暑期工作安排。 　　通知提出，要指导学校根据疫情变化，针对不同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完善衔接方案，精心做好线上线下教育教学有序转换。要增强校园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做好师生员工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好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就医等需求。 　　对于暑期工作安排，通知提出，要合理安排暑假时间，细化暑期校园疫情防控方案，严格落实留校师生员工管理，指导离校师生做好自我防护。 　　为有效提升学校公共卫生服务能力，通知要求，切实加强中小学卫生室（医务室、保健室）、高校校医院建设。高校要科学设置临时留观场所，提前储备隔离缓冲用房，加强驻校核酸检测专业能力建设，探索建立疫情防控联合保障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日本高校的培养理念开始由“精英”教育向对“大众”开放转变。1947年，日本引入了美国的入学适应性检查，并建立了大学基准协会，以便在调控入学“准入标准”的同时，还对大学的创办进行质量监督管理。但是，日本大学基准协会构建的认证制度却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和践行，甚至还导致大学创办的认证评价标准演变异化为“放宽政策”，一众私立大学开始林立，入学人数以及大学数量持续增长。这一阶段的高速跨越在推动日本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的同时，也为高等教育“质”与“量”的协调发展埋下了隐患。 日本高等教育在鱼与熊掌间彷徨 　　普及的大学与注水的教育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以毛入学率为依据，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的划分为精英化阶段，在15%～50%之间的划分为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的划分为普及化阶段。 　　作为非西方社会中后发追赶型的代表，日本高等教育仅用几十年便走完了西方国家百余年路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美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并于2002年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99%的水平进入到普及化阶段。而这种压缩式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达成，也为日本高等教育遗留下了“质”与“量”难以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宽进”固然可以扩大招生规模，而“宽出”却会削弱教育质量。日本压缩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建立于“跨越式、超常规”地扩大招生规模基础之上。日本的大学为迎合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以降低入学标准为代价实现了招生数量的突破。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虽提升了适龄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却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和招生考试的内在规律，破坏了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为日后的高等教育质量危机埋下了隐患。 　　日本高校在扩大入口的同时，并没有围绕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对大学生实施严格要求，建立倒逼学生进步的“严出”机制，守好高等教育的出口关。缺少竞争的升学模式、难度减小的毕业模式，促成了日本高等教育“宽进宽出”的培养体制的形成。这种盲目放宽人才选拔标准，忽略过程性培养的“宽进宽出”模式，必然导致高等教育“质”与“量”之间的此消彼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学生自我松懈等一系列负面问题。 　　在日本的一些大学中，低门槛招生造成紧张感的骤然缺失，使很多学生入学之后便沉迷于玩乐，无暇学习和自我提升。日本高等教育“注水”的消极现象逐渐引发民众对高等教育体系的质疑和不信任情绪，社会舆论经常出现“大学即是游乐场”的批判性论调。因此，日本高等教育看似顺风顺水的普及化进程，实质上是通过牺牲教育质量而换来的跛足发展。 　　市场化的教育与大学精神的陷落 　　日本大学和学院的数量激增，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二战之后，为了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期盼以及满足资本寻找市场的需要，日本采取了扩张已有大学和学部规模或新办大学或学部的形式以扩张高等教育的整体规模。这一时期，日本私立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日本文部省于1956年制定的《成立大学的标准》中表明：“只要具备教员的组织、学校用地、校舍和教学设备等最低条件,就可被批准成立私立大学”。《成立大学的标准》刺激了日本私立大学整体数量的大幅增加，填补了国立大学数量上不足，平衡了专业结构失调的现实难题。但是，过低的私立大学成立标准，虽然带来了大学整体数量的增加，却也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上带来了很大的隐忧。 　　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奉行的是以国立大学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认为相对于私立大学，国立大学更具学术潜力和培养高端人才的使命，因此应肩负起高等教育“质”的提升的重任。而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增量”的重担则自然落在了私立大学的肩膀之上，私立大学成为日本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的重要生力军。由此，日本便形成了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两轨并行、各具其职的“二元”办学结构。一些私立大学为了维持学校运转、增加创收、缓解资金压力，不得不采取扩大招生规模、降低入学标准等做法。这样的被动状态进一步加剧了私立高校办学质量的下滑和办学资源的紧张，并陷入到“质”与“量”的不良循环怪圈之中。 　　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学精神”的陷落。大学精神被称为大学建设的软实力，是在文化与时间中淬炼出的历史积淀，反映着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是大学发挥育人、科研、服务社会职能的内在影响力。然而，二战之后为满足社会发展与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日本急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行为，不仅造成了高等教育的“质”与“量”的失衡，还进一步强化了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精神的失落。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大学对于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自主调整，推荐入学等弹性化入学方式得到大范围的使用，让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求学者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有了更直接的关系。日本高等教育的育人使命被社会势力所绑架，大学精神的价值意蕴被经济发展所挤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在增加普通民众入学机会的同时，也显著加重了社会、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与社会负担。这种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市场化的高等教育理念，本身就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与消费性色彩，不仅违背了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倡导，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还容易使高等教育变成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和跳板，引发了高等教育领域新的严重不平等问题。日本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学精神的失落和本体价值的失守，不仅使得高等教育失去了应有的风骨与脊梁，也成为阻碍日本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诱因。 日本高等教育在鱼与熊掌间彷徨 　　教育改革任重道远 　　高等教育的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如何在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同时保障质量的稳步提升，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日本为了解决普及化阶段所面临的“质”与“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大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力度。日本实施的高等教育“质”与“量”协调发展的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强化大学的教育机能，改“宽进宽出”为“宽进严出”。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幅增长。为了使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进入大学学习，日本采取了“宽进宽出”的入学政策。“宽进宽出”的入学政策使日本的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但是在质量上却出现了大幅滑坡。为了更为稳妥地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日本政府对《成立大学的标准》进行了多次修订，通过设置一定的标准对入学资格进行最低程度的规范，以控制招生人数，从入口处守好生源的质量关。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纠正“宽进宽出”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遗留的各种问题，日本还采取了在坚守学历测试分数的前提下，使学生选拔的标准和方法更加多元化的改革措施，以此进一步降低大学的入学门槛，广纳适龄学生进入适合其发展的高校，满足个人发展的差异性需求。 　　在坚持相对多元的“宽进”政策的同时，为了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日本引入了第三方认证和评估机制，通过大学基准协会评估大学的各个专业和学部是否设置合理的培养目标，并且具备保证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制度与条件。同时，日本文部省也鼓励各大学进行自我检查与评估，要求各大学要及时关注学生学习全过程，切实履行自身教育职责，严格入学后的学业评价，充实大学教育课程，开展多样化、富有魅力的教学，以培养高质量、具有丰富创造性、能适应时代变化的各类人才。这些“严出”的改革举措，对日本高等教育“宽出”模式引发的教育质量下滑问题起到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但“严出”对日本政府和大学提出的新挑战却远没有得到有效回应。 　　其次，采取私立学校资助政策手段，缩小“二元”办学结构质量差。为了解决高校整体规模扩张过快而导致的教育质量下滑问题，日本政府采取法律手段，严格控制高校特别是在普及化过程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私立高校的规模。整体而言，日本高等教育的“二元”办学层次结构中，国立大学办学质量较好，这类大学不仅学术风气浓厚、师资实力强大，科学研究能力也十分突出，关键领域的未来高精尖人才往往集聚于此。而私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规模扩张的主体，则主要用以“增量”，并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更多资助，由此导致私立大学的整体实力与国立大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为改变公私二元结构下的质量悬殊问题，维护私立高校健康发展，日本政府通过修订《私立学校法》，进一步提高了私立大学设置标准：“除政府认为特别有必要的情况外，私立大学与短大的新办、学部与学科的增设、入学定编的增加一律不予认可。同时，不再单纯追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的提升，甚至要求在未来10年内，毛入学率的目标值要维持在40%，超额录取率要降到1.5倍”。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强对私立大学的资金援助和控制，日本还先后制定了《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法》《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以及《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成法》，旨在为私立大学建立多元化的资助制度，提升政府在私立大学的招生、培养、就业等工作上的话语权和控制力。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高等教育“量”与“质”之间的深刻矛盾，改善了私立大学的办学条件和科研水平，但依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源上改变根深蒂固的高等教育双轨格局。 　　再次，检讨和重塑大学精神，促进“高质量核心的形成”。日本高等教育在急速普及化的同时，也带来高等教育本体价值迷思的风险。为了化解所面临的风险，在高等教育进入急速膨胀后的平台期时，日本政府与理论界都在对大学理念进行检讨和重塑。只有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传统价值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理念，才能更加清楚认识到大学整体实力的提升，不仅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和整体规模的扩大，而且要确立正确的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特别是要形成质量过硬、治学严谨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精神——也就是日本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金子元久教授所说的“高质量核心的形成”。这就意味着，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不能脱离其本体价值而去追求跳跃式发展或者追赶式发展。相反，追求跳跃式发展、追赶式发展应该服从和服务于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战略落脚点，构建能够实现人类生命价值的知识体系，真正将大学作为人格形成与完善的培养皿。认清高等教育本质的目标，是在培养各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促进个体知识的积累、增进个体理智的发展，达到个性完善与全面发展。以此发挥大学精神的引领作用，涵养不同学校的办学特色，重塑大学教育追求民主、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为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实现提供核心动力与深层保障。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强调“要把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放在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培养上”。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强调“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系列举措和要求是对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落实，为新时期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基础学科人才指明了努力方向。 　　科学确定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规模。基础学科人才毕业后，部分进入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大部分进入各行各业创新人才队伍，都是国家急需的优秀人才。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人才队伍。“十三五”期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2016年约80万人增加到2020年约110万人，其中理工科博士占79%、硕士占57%，这是培养造就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科技企业家、创新管理者等各类优秀人才的基础。高校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引进的“主力军”。2020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523.45万人年，研究人员占比20%（其中基础研究人员占比8.15%）；研发经费支出2.44万亿元，研究经费占比17.3%（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6.0%、应用研究经费占比11.3%）。与主要科技强国研究人员占比平均约40%、研究经费占比平均约40%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通过“211”“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为人才自主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增强国家创新发展动力和潜力，要切实加大研究投入和教育投入力度，增加高质量人才供给，重点加强高层次基础学科人才和急需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厚实创新发展的人才根基。 　　优化基础研究人才和创新人才结构布局。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据欧洲工商管理学院2021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排名，前20名的国家全是发达国家，中国排名第37位，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基础研究人才竞争力正在稳步提升。据科睿唯安2021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全球6602人次入选，中国内地935人次，占比14.2%，远高于2018年的7.9%，四年来接近翻一番，已占美国35.7%。据全球学者库网全球顶尖前10万科学家排名，中国内地11642人入选，仅次于美国38449人，已占美国30.3%。据2021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共计4701人上榜，覆盖10个学科中的84门一级学科。说明我国顶尖基础研究人才结构正在优化，但在最顶尖的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科技大奖上差距较大。创新人才方面，中国理工科博士毕业生数量居世界首位，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领域的人才缺口较大。据2020年全球AI人才报告，全球47.8万，美国、印度排名前两位，分别占39.3%、18.0%，中国2.2万，占4.6%，排名第4，差距明显。未来要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大全球引才力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持续优化基础研究和创新人才队伍。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未来要在人才识别、选拔、培养、引进、评价、使用、支持、激励、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既要培养引进好人才，更要用好人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加快建设高质量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打好基础、储备长远，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理想信念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人才深怀爱党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发挥战略科技力量“国家队”作用，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优化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遴选机制，大幅提升优秀青年人才担纲领衔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的比例，在攻坚克难的创新实践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调动好高校和企业推进校企联合、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坚持重点布局、梯次推进，努力打造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人才高地示范区，依托中心城市形成引才聚才的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平台。

就业市场，机遇和挑战并存 记者：又是一年毕业季，我国大学生就业情况整体如何？与往年相比，有何新情况、新挑战？ 曾湘泉：今年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与前些年相比，应届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人，供给规模大幅增加；通过扩大公益岗位等传统措施增加就业的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新冠肺炎疫情带来较大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传导不够顺畅。 当然，也要看到积极因素。从供给角度看，过去十年来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超过4000万，就业市场总体压力趋势性下降；数字化和产业转型升级会创造出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养老、家政等服务业岗位需求潜力巨大……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赖德胜：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今年第一季度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基本稳定。在此背景下，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也总体平稳。党中央坚持把就业摆在“六稳”“六保”首位，各界稳就业保就业的努力一直在进行。 从供给端来看，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疫情增加了学生的实习难度和求职难度，部分毕业生一直无法返校，给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工作带来了困难。从需求端来看，一些企业招聘工作推迟或处于停顿状态，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招聘动力和能力不足。 岳昌君：从招聘需求来看，仍存在现实挑战：经济下行导致就业需求增长乏力，北上广深等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城市受疫情影响较大，尤其是上海在“春招”高峰的四月遭到疫情侵袭。新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作为毕业生求职的集中地区，也不同程度受到疫情影响。 不过，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随着一些省市社会面动态清零，逐步复工复产，由此带来的影响会逐渐减少。从全年来看，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预期目标也将实现。 “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记者：就业市场上常有“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这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曾湘泉：“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实为结构性矛盾。大学生就业情况伴随经济冷热而波动，这是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共同规律。但在我国，大学生就业难不仅出现在经济下行阶段，也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换句话说，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多表现为结构性矛盾而非总量不足，本质是供需错配。 从学校来讲，突出问题是培养目标不清晰，人才素质模型缺失，人才培养工作未能伴随市场需求变动而及时调整；从用人单位来讲，很多单位缺乏专业化和职业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科学的用人评价体系未能建立，招聘一味强调学历、学校，甚至性别等；从求职者个人来说，一些人过于追求“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期望过高或眼高手低，使得解决这一问题更为困难。 岳昌君：该现象背后有一定深层原因：我国长期存在城乡、地区、行业、单位、岗位之间的差异。以市场分割理论划分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来看，高校毕业生理想中的工作岗位大都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其就业需求不大。 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全球第一，市场主体1.5亿多户，应届高校毕业生1000多万人，供需双方面对海量信息，甄别和选择难度大，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不高。 据北京大学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在34项学生能力增值评价指标中，财经素养、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国际视野等市场需求大的指标得分最低，高等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错位。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招聘培训、社会保险、员工福利等劳动力成本是准固定性质的，有逐年提高趋势，在“聘用更多员工”与“增加现有员工工作时间”之间，用人单位常常选择后者。 赖德胜：这种现象是典型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方面，部分劳动者因知识技能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变化，求职就业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一些行业和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劳动者，普工、技工特别是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可见，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并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新要求，但并非所有的求职者都能胜任。 具体来说，部分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质量等与市场需求不够匹配，毕业生出口不畅。用人单位招不到需要的人，比如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倍以上，高技能人才甚至达到2倍以上。同时，有些单位以文凭、学历取人而不是以实际能力取人，存在人才高消费现象，抬高了录用门槛。从求职者来看，既表现在自身专业、技能等存在短板，又往往因为不够科学的就业预期限制了工作选择范围，从而增加了就业难度。 “两头抢手中间冷”折射就业市场需求变化 记者：时下，不同类型高校、生源结构、专业领域在就业市场上的人才供需情况分别如何？有哪些新特点？从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类别、数量规模来看，又有怎样的变化趋势？ 曾湘泉：结合相关调研数据可知，“双一流”院校签约率明显高于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签约率差异与学生整体素质、能力有关，也与专业设置比例有关。 “双一流”院校的理工科学生占比明显高于普通院校；普通院校经管类毕业生占比偏高。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大数据、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行业，这些产业正是吸纳理工类人才的沃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相关专业就业。而企业对经管类相关职位通常有工作经验要求，导致经管类毕业生签约率较低。我们关于招聘的大数据调研表明，当前市场需求最多的是技工和普工等，而求职人数最多的则是行政、人事和文秘等。 与去年相比，硕士生签约比例大幅下降，大专生则逆势上升。前者与其扩招后供给增多，教培等行业需求收缩以及就业期望过高等因素有关；后者则是因为吸纳大专生较多的商业服务等行业近两年需求增加，大专生择业观趋于务实，愿意就职于民企和小微企业的比例上升。 赖德胜：就业市场上流传着“两头抢手中间冷”的说法，认为博士生、名校毕业生和技工抢手，地方高校、普通高校本科、硕士就业比较困难。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很多博士生都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公司研发部门为主要去向，这类岗位受疫情影响不是很大，数量比较稳定，大公司的研发部门甚至还会扩大招聘数量，以加大研发力度应对眼下困难。同时，我国作为制造大国，正在积极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国外随着经济逐渐恢复对我国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了我国出口和相关产业发展，扩大了对技工的需求。但这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地方高校、普通高校的优质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可以很抢手，关键在于学生自身素质，以及供需匹配的程度。 岳昌君：最近十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出现了“双降”趋势。我国缺劳动力，尤其缺高学历青年劳动力。毕业生就业难突出表现在求职阶段，属于摩擦性失业问题。从供给角度看，毕业去向落实概率和就业质量与学校类型、学校属地、学科专业、学历成绩、求职观念和行为等许多因素有关。 基于北京大学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的计量回归分析，单位就业毕业生和未落实就业毕业生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双一流”高校、高职高专院校、东部地区高校的毕业生单位就业概率更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毕业生越倾向于单位就业：工科生、担任过学生干部、拥有外语类或职业类证书、获得过奖学金、专业与兴趣更吻合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单位就业，学历之间的差异则并不显著。同时，实习经历、求职次数越多的毕业生越倾向于单位就业。 从北京大学自2003年开始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来看，近年来本科生就业落实率比专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略低，但差距并不大，各种学历毕业生落实率有趋同现象。不同学历收入差异显著，学历越高起薪越多，体现了人力资本价值。 弥合“断点”需校企助力 记者：上述变化，以及人才供需不匹配的症结，对求职者的综合素质、能力结构提出了何种要求？求职者该如何调整适应，学校与企业应当怎样提供支撑与帮助？ 曾湘泉：建议政府启动实施“一加一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一加”即在现有100万（对象为失业人员）基础上，再扩大100万（对象为在校生）“见习计划”规模，优先向招工难的用人单位倾斜，并开展科学的培训效果评估。“一减”是指对于培养门槛低、就业率或匹配度差的专业，采取限期整改、合并或停办等措施，压缩招生规模，减少财政资金支持。 高校要实施在校生“知识地图”和“能力清单”培养计划。在人才培养阶段，紧贴新兴产业发展趋势，修订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改变重概念、轻实践现状，构建包括硬能力和软能力在内的人才培养“知识地图”和“能力清单”。针对目前产业升级、就业结构调整等实际情况，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高校开展“数字素养”等综合能力培养的支持力度。 岳昌君：从求职者角度看，需要了解就业市场的特点和趋势。目前，非标准就业或灵活就业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现象；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显示，新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将持续加速，尤其在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领域；解决问题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合作能力、技术使用和发展能力等是未来就业市场最需要的人才素质。 树立劳动力市场层次和差异意识。全国劳动力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行业劳动力市场对学历、专业、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要及时规划个人职业期望的地区、行业、单位、岗位等，向学校就业指导老师寻求帮助，在校期间有意识结合社会需求培养个人能力。 树立积极、主动、努力、理性的求职理念，尽量按照个人兴趣选择所学专业，并寻找与专业匹配的职业。兴趣、专业、职业三者统一的工作能提高就业满意度。 赖德胜：学校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对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进行动态优化，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更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今年教育部开展了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目的之一就是使学校领导更好了解用人单位需求，加强人才培养针对性。 企业也要更多、更好地参与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和技能指导，帮助毕业生更好更快完成从学校到职场的转换。同时，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

黄大年离开五年了。 他在世时，吉林大学地质宫的灯通常会亮到后半夜。黄大年毕生为之奋斗的，就如这位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在入党志愿书中所写：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着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五年时光弹指一挥，如今地质宫的灯光依旧璀璨，一个个以黄大年名字命名的科研团队接力前行，一项项成果不断涌现，当年他未竟的事业，如今成为闪耀在吉林上空的明星。 打破垄断，带领团队破解关键技术难题 “作为他生前带领的团队，我们集智攻关、倾心育人，积极推进黄老师的未竟事业。”吉林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教育部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刘财说。 团队的研究方向是怎么对地球进行探测，地球的形成演化规律，解决人类生存的资源环境问题。俗称给地球做“CT”。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实施技术垄断的核心技术。几年来，团队坚持不懈，埋头钻研，承担国家级项目20余项，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通过交叉学科融合、跨部门联合等途径，团队设计和研发新一代智能化无人机搭载平台，形成机载一体化高精度和高效率联合探测系统；研发航空重磁总场和梯度探测技术，以及相关的实时和事后移动平台综合参数校正的软件处理技术，实现航空重力梯度仪整机0到1的突破；面向三维地质目标实现重、磁、电、震和井中探测多方法信息融合等，发展面向三维地质目标的综合信息分析一体化软件平台，实现海量、多元探测数据的集成和综合解释。 团队还在东北地区组织实施了累计长度1.5万余公里综合地球物理剖面信息采集和综合研究，创立了油气资源多元勘探理论，在盆地边缘域发现新油气资源，取得了社会和经济效益。 “我们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将黄大年精神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关键技术难题的动力，”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曾昭发说。在移动平台及探测技术，深部探测与能源勘查，月球、火星等深空探测，生态探测与土壤修复等领域，一个又一个捷报传来…… 赓续传承，培育更多黄大年式优秀人才 组织研究生组会，指导毕业生论文，为大三学生开线上专业课，给大二学生指导创新竞赛，作为班主任关注大一学生日常动态和心理状态……这是黄大年生前的助手、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地探学院）教授于平的教学计划表。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号召科研工作者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黄大年老师虽然已经离开，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于平说，“宣传好黄大年先进事迹，传承好黄大年崇高精神，培育更多的黄大年式优秀人才是每一个吉大人的使命，我们定将赓续传承，久久为功。” 五年来，在黄大年精神的引领下，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科研团队人才辈出，赓续前行。团队核心成员1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被评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荣誉；团队主要成员全部具有博士学位，现有骨干人员95%具有博士学位，团队还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黄大年老师离开我们已有五载，但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教书育人、敢为人先，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植于每一位吉大人心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说。

近日，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针对大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等各环节存在的主要责任问题，明确追责情形和处理方式，实行全覆盖、全链条、规范化责任管理。 《指导意见》共包括六方面内容：一是强化责任意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学校树牢责任意识，将教材工作责任压实到单位、落实到人。二是把握基本原则，提出教材工作责任追究要坚持依法依规、全面覆盖、客观公正、惩建结合的基本原则。三是明确追责情形，细化大中小学教材编写（修订）、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及发布涉教材信息等方面的追责情形。四是严肃追究问责，明确教材工作责任承担主体和追责处理方式，强调建立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五是规范追责程序，明确教材工作责任追究要按照受理、核实、处理的基本程序进行。六是提出数字教材和作为教材使用的讲义、教案、教参，以及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翻译、编译等工作责任追究，参照《指导意见》及有关规定执行。 《指导意见》印发后，教育部等部门将指导各地区各单位细化教材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为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当前，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新阶段，工程师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工程师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又有什么异同？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亟须厘清的问题—— 工程师群体诞生于工业革命中 工程活动是人类成长进步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活动，科学技术的生产力特征要通过工程活动得以体现。在现代科学尚未出现、技术水平还十分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从事各类工程活动，并且留下了一些辉煌的业绩。各种有一定规模的工程，其主导者——项目的思路提出者、规划设计者、活动组织者和指挥者，就是历史上的工程师。 历史上的工程师当然还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还谈不上掌握现代科学理论的水平，也不会有现代各种先进技术的造诣。他们只是凭借其过人天赋，在主持工程活动的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归纳技术诀窍，找出成败关键，通过反复摸索，最终取得了超越时代、彪炳后世的杰出工程成就。从历史上看，他们是灿烂之星，但也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 人类发展到使用工具、进而制造工具的历史阶段，就出现了工匠。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工匠的技艺也在不断提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许多地域均陆续出现过大师级的工匠，其中的佼佼者，也是一些大型工程的主持者，如中国战国时代的墨翟、鲁班等人，可以说，他们既是杰出工匠，也是优秀的工程师。 在17～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中，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原来以个体生产者为主的手工业生产通过手工工场逐渐向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发展。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企业的规模扩大了，工人队伍也扩大了，原来靠工匠个人的精雕细刻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工匠们原来的知识主要是个人手、脑掌握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称隐性知识，这时需要使之在大量的工人中传播。这就要把在人脑中的隐性知识转变为可以表达出来并用书面形式记载以便传播的显性知识，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把实践上升到理论，或从已有理论中找到实践的依据，这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过程。 随着这种结合的逐步深入，一个新的群体——工程师群体形成了。这是一群既掌握一定科学理论知识、又能熟练进行实际操作、具有工程经验的人，他们是从科学家中一部分对实际工业生产有兴趣者和工匠中文化基础较好、愿意学习接受理论熏陶者相向而行中产生的。 现在还有些人认为，解决当代的工程问题需要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结合，需要这两个群体的合作。应该说，这样的情况曾实际存在过。但笔者认为，用之于现实却是弄错了时空——面对几百年前已经产生并不断壮大的现代工程师队伍，再要套用当时的情况来比附目前的形势，甚至指导目前的任务，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完全脱离了时代背景。 现代工程师培养要通过学校教育，在工程实践中锻炼成长 一般来说，工程师不从事纯科学研究工作，在纯科学的理论深度上逊于科学家，他们也没有专业工人在实际生产劳动中积累的熟练的操作经验，但他们既有较全面的工程实践经验，又了解和掌握现实工程活动的完整过程及其原理。因此工程师是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及其结合的角度面对和处理全部生产过程的，他们可以选择合适的材料、设计合理的工序，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并不断进行产品的改进。同时他们还懂得一定的经济、管理等知识，在设计、实施产品开发、生产时能了解其经济价值，掌握其市场前景，对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有实质性的发言权，有时甚至是决策权。此时的工程师已经由原来的科学家和工匠的身份中脱颖而出，成为工程的主导者。 如前所述，工程师群体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革命中形成的现代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在生产力领域，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头部，是实施当代工程的核心力量。那么，该如何培养工程师呢？ 现代工程师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在工程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在学校期间，他们通过课堂和自学学到了基础的科学和工程理论知识；通过实验和实习，受到了基本的技术和工程实践训练。毕业时，他们就已经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工程师的毛坯，在实际工程岗位上能够很快成为真正的工程师，担当起工程建设的重任。这意味着，工程师本身就体现了科学家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结合，更进一步说，培养工程师是当代社会中实现这种结合的唯一可行的途径。 庞大数量的工程师队伍是产业发展中的骨干 长期以来，工程师这个群体面临着没有正高职称的窘境，在一些情况下还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称呼来代用，与科学家、教师等相比，使之难免从职业上就有矮人一等之嫌。值得庆幸的是，此事经反复努力争取，已在近年基本解决。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关于工程师的社会地位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我们对工程师的性质、地位、作用等很少涉及，对需要工程师来做什么，社会层面上似乎也没有人关心。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二是认识方面的问题。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在社会上兴起了一种赚快钱的思想。需要刻苦学习、稳扎稳打、工作又辛苦的工程师作为一种职业，似乎并不被人所青睐。在认识方面，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重道轻术的传统，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很自然就形成了重科轻技的倾向。此外，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警惕：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社会上唱衰工业、制造业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凡此种种，导致熟练工种的劳动力来源大量缺乏，对我国工业发展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 回到工程师这个话题。从数量上来看，科学家难以准确定量，但数量不会很多——科学研究需要有足够强的队伍，但并非队伍越大、人越多越好。科研队伍的规模是否合适，取决于问题的多少、财力支撑的强弱。而工程师队伍则是直接与经济、产业发展相关联，经济规模越大，需要的人也越多。同时，现代科学的发展，相当部分也是依托于工程的进展，如太空探索、破解宇宙之谜，就要以航天等工程为基础。因此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传统产业的扩张、技术进步和迭代都需要规模不断增长的大量工程技术人员。从人才队伍来看，工程类本科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都是工程师的主力和后备军。职业教育中的工科毕业生，就业后职称上属于技术系列，而技术系列也是工程系列的组成部分。因此，工程师应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是产业发展中的骨干。 综上，鉴于工程和工程师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要大力提高工程师的地位，清晰地阐述其作用、特点，宣传其在国家建设发展各方面的贡献，树立从事工程师职业的荣誉感。 具有鲜明特点的工程师精神 工程师精神一些方面与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有共同点，如爱国、奉献、敬业等，但工程师精神也有其独特性，有的即使用词相当，但其内涵上却有不同侧重。工程师的基本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技术知识与非技术知识融合并重。 因此，工程师精神中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奋进、求实、协同、系统性思维、严守工程伦理等。 奋进，是工程师精神的主要内容。工程师是负责实际工程的群体，而工程的目的是造物，一方面是造出新物，过去未有之物。因此要解决大量的新问题，如原材料的获取和选用、加工方法和装备的研究开发、工艺流程的组织、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等。另一方面是对已有的产品，在大批量生产中如何保质保量，包括各种标准的确立、产品的检测、认证等技术基础的构建，以及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对产品或建筑进行维修保养等。这里面既有老问题，也到处都是新问题、新机遇。作为工程活动的核心团队，工程师们要解决各种新问题，做出满足社会各方面需要、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各种新产品、新设施。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们要求的不断提高，受制于市场竞争的动力和压力，需要不断开发生产各种新的产品，改进提高原有的产品。通过这个过程，工程师们自己也在不断前进，因此奋进是工程师精神的首要内容。 求实，是要讲实话，做实事，求实绩。讲实话就要说清能做还是不能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不要虚张声势、虚头巴脑，不能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真理。做实事，就是要做有用的事，不要搞面子工程、摆花架子。讲实效，就是要有真实效果，不要凑数字，工程效果往往没有最佳，而只有次佳，在现实条件下尽量做到好，搞方案时不可能搞很多个，最终选择也只是在有限的方案中认为较好的那一个，而是否真正较好也要看实际结果。 协同，就是要善于和别人、很多人一起合作。工程一般包括多个方面，涉及多个技术领域，还有各方面资源筹集、组织管理等工作，所以一般是团队协同工作。大的项目有时有成千上万人，即使开发一个小的零件，也涉及材料、加工、测试、试验等各个环节。这些人专长不同、知识不同、性格不同、具体工作性质不同、思考问题方式不同，要能顺利工作，就要围绕共同目标，找到共同语言，达成共同意见。这有时比单纯的技术攻关更难，这就要有高度的协同精神，有时还要排除个人名利的不当干扰。 系统性思维，工程不管大小都需要有这种思维。在做科学研究、科学实验时，为了验证一个原理、观念，我们往往要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创造理想的环境，做到越纯越好。但是工程是在实际环境中进行的，无法排除环境的影响，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在技术层面，一般会涉及多个专业领域，所需条件会涉及人、财、物等各个方面，因此工程师必须具有系统性思维。当然，工程师也有分工，多数工程师只是具体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但在思维方式上必须要考虑自己负责的工作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受哪些方面的影响，对别人有什么要求，自己的工作结果又会影响哪些方面，如何做不会给别人造成障碍……如果是承担一个方面的负责工作，或者更高层次的工作如总工程师等，其考虑的范围当然更广了。 严守工程伦理，是指工程也有伦理规范，涉及环境、人际关系、价值、守信等各个方面。工程师必须遵守这些规范。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工程师大多不是工程活动的业主，他们一般是雇员，但是工作性质却决定了他们往往最容易了解工程活动中违反伦理的问题，如降低标准、偷工减料、破坏环境、隐瞒缺陷等等。此时，作为工程师不能一味遵奉雇主的指令或意愿，也不能一味追随某些政府人员的主观意愿，必须站在正义的立场，坚持真理，坚持工程师这个职业、这个称号的尊严和荣誉，与违反伦理的现象作斗争，这在一些国家的工程师组织制定的工程师守则中都有明确规定。 综上所述，在向现代化强国奋进的征程上，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对工程师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必须提出树立、宣扬、推广工程师精神，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工程师队伍，与其他各类人才共同向既定目标奋进。

近日，人社部制定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将原有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为“八级”，形成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并建立与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 说到“新八级工”制度，不由让人想起“老八级工”制度。在20世纪50到80年代，我国按劳动复杂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将工资分为八个等级，“八级工”就是顶级工匠的代名词，技术精湛、备受尊重、声望极高，堪称技术工人里的“大神”，影响了几代青年人的职业选择，很多技术工人将“八级工”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极大激发了工作热情。 改革开放后，企业职工的工资更多地通过绩效来体现，与技能等级的关联度不再紧密，“八级工”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后，我国借鉴国际劳工组织标准，逐渐确立“五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并沿用至今。如今，即将实施的“新八级工”制度，就是在“五级工”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升级，进一步拓宽了技术工人的发展空间，打破技能人才职业成长的“天花板”。 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在向制造强国奋进。当前，我国制造业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产品同质化、创新水平及能力还有提高空间、盈利水平下降、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处于中低端环节等。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显。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智能制造产生了全新的工作现场，需要掌握生产线系统集成、现场管理、设备装调运维等全新技能，对技术工人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占比并不算高。由于技能人才面临上升空间受限、成长路径单一、社会偏见、工资待遇不高等问题，导致出现职业学院招生难、企业技工荒、技工流失率高等现象，不利于制造业做大做强。 由此可见，“新八级工”的成型，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相呼应，并被寄予借此打破技术工人成长“天花板”“隐形门”的厚望，希望能畅通技能工人职业成长通道，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发展可能性。此外，“新八级工”将工资薪酬与技能水平挂钩，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高技能人才能享受到丰厚的薪资福利，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薪资竞争力，促进更多工人回流。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技能人才社会地位的提升，进而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新八级工”制度如何更好“落地生根”？应建立健全由职业标准、评价规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等构成的职业标准体系，根据不同类型技能人才的工作特点，实行分类考核评价。与此同时，完善政策和法律保障，捋顺“新八级工”制度与职业教育法、《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等相关政策与法规的安排，明确多部门的相关职能和监管责任，全力落实并保障“新八级工”评级下技能人才的相关待遇。可引导企业依法依规实施技能人才薪酬制度，为技能人才待遇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基准线或参照系。 除此之外，“新八级工”的培养同样是一个需要从长计议的重要议题。一名技能工人，从学徒工成长为“新八级工”首席技师，离不开整个技能水平培养体系的支撑。职校、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等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主要承担者，责任重大，需不断探索技能人才培养路径，让应运而生的“新八级工”政策的激励效应得以充分释放。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极格局在大国博弈中日渐显现，发展模式和道路多样化趋势越发明显，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更加凸显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2020年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意义重大，是夯实国家安全领域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 　　国家安全教育的三个主要矛盾亟须解决 　　 如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家安全环境，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进程不被迟滞或阻断，是一个重大而又严峻的现实命题。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还停留在军事国防安全、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的传统国家安全思维中，不利于国家安全观念的与时俱进和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开拓创新，国家安全学学科承担着深化思想理论和知识体系、构建战略思维和治理能力、创新科技手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时代使命。 　　 现阶段的国家安全教育存在三个主要矛盾亟须解决。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安全形势突变和压力凸显与我国国家安全高层次人才缺乏之间的矛盾；二是我国核心安全领域综合治理能力亟待提升与综合交叉型学科支撑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三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和实践体系亟须构建与多学科对国家安全支撑合力尚未形成之间的矛盾。这三个矛盾均需要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上入手解决，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建立国家安全学学科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国家安全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针对我国国家安全主要短板领域定向培养专门人才。 　　国家安全学要关注国家安全中的交叉问题 　　 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要为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体现和发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的内涵，是把握其核心要义、进行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关键。 　　 “总体”阐释了国家安全的全面性，国家安全学要从研究国家安全的“统一体”出发。国家安全各领域（如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自身有着丰富的内涵，且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出自成体系的学科方向。然而，通过梳理我国110个一级学科发现，虽然有46个学科的简介中能够找到与国家安全领域有一定联系的内容，但是，除公安学外几乎没有学科将国家安全明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应从大安全观的格局出发，把各领域的国家安全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统一体”来审视，才是国家安全学研究最直接的内容。 　　 “总体”强调了国家安全的系统性，国家安全学要着眼于领域间的联系和系统的演化。涉及国家安全的诸多重要领域构成一个复杂网络体系，任何一个领域出了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化解，就意味着国家安全被打开了缺口。微小的、局部的扰动有可能引发风险的传导叠加，积聚升级成强烈的、全局的风险；一个领域的问题可能通过网络扩散到社会安全、政治安全等诸多领域，发展成多个领域共振的大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各领域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时时刻刻的变化，构成了国家安全统一体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国家安全学学科需要重点研究这些领域间的关联互动，及其背后系统性的问题。 　　 “总体”揭示了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性，国家安全学要关注国家安全中的交叉问题。国家安全统一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们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交叉部分，例如，中美经贸摩擦是典型的科技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资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多个领域的交叉问题。但国家安全学重点研究的并非不同安全领域间交叉产生的所有问题，而是应从领域间的交叉部分发现之前在各自领域中都没有涉足、具有系统隐蔽性和根本性的国家安全新问题，这才能够体现作为交叉学科的国家安全学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国家安全学人才培养要注重创新 　　 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遵循学科发展与教育规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探索“学科交叉、特色发展”的路径。国家安全学定位在交叉学科门类，是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型、战略性新兴学科。要发挥好学科交叉作用，一方面，避免因为交叉而使得国家安全学的学科研究问题在其他各学科里被边缘化、碎片化；另一方面，避免因为交叉而将国家安全学的研究问题泛化为其他各学科的研究问题。国家安全学需要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逻辑，突出交叉学科特色，营造激发学科活力的良好生态，促进国家安全学健康发展。 　　 二是立足“政治为本、贯通融合”的思路。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国家安全学应立足服务国家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把“政治为本”作为学科内容设计和人才培养的第一立足点。同时，国家安全的维护和塑造越来越依赖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应把政治学、军事学、法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问题研究、方法手段、人才特征融入国家安全学的建设，切实提升人才培养的实践性和多样化。 　　 三是坚持“需求导向、体系重塑”的目标。国家安全学要从服务国家需求的核心目标出发建立学科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推广创新，服务各领域全方位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提升，服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和意识能力的提升。国家安全学要从国家安全的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等多维度实现全新的综合和交叉，解决各安全领域中难以单独解决的问题，培养各安全领域难以单独培养的战略性复合型人才。 　　 四是构建“多元培养、特色突出”的体系。要把握好国家安全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特点，探索多渠道、多样化的多元培养方式。针对政府机关、行业部门对于特殊人才的要求，开展面向实务领域的联合培养；针对我国国家安全主要短板领域，定向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针对科研院所和高校对于学术型师资型人才的需要，加大力度从多学科选拔优秀生源进行专门培养。充分发挥原有学科的资源优势，突出各高校国家安全学人才培养的特色，加快形成多学科支撑和促进国家安全学体系建设的新格局。

智能时代，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应用场景与范围加速扩展，为教育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教学改革创新、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教育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共享等环节面临的隐私安全等风险也不容忽视，教育数据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随着教育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教育大数据作为教育战略资源的价值持续提升，保障教育数据安全成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必答题。 　　教育数据风险不容小觑 　　 教育数据涉及个人、学校、课程、资源等诸多方面，涉及规模庞大的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群体，一旦发生风险事件，不仅影响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等主体，还可能外溢到其他领域，衍生网络欺诈、电信诈骗等，波及更多人群和领域，造成经济等各方面损失。教育数据风险，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第一，侵权风险，包括数据隐私权被侵犯和数据资产所有权问题。在教育数据采集过程中，不当扩大范围、采集敏感数据等侵犯个人隐私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2021年10月，山西忻州一小学推出一张学生情况统计表，按照11种类别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统计，包括“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造成较大负面影响。而教育数据规模迅猛增长、流动速度超快，数据所有权归属不明晰等，也易引发争议。 　　 第二，监管风险，包括教育数据的泄露和滥用等。教育行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学生个人信息、成绩、学籍学历、学位等大量敏感信息集中存储在数据库系统中，面临被篡改、窃取、盗用、泄露等威胁，给学生、教师、学校带来很大困扰。近年来，勒索软件攻击成为各国教育数据安全的一大威胁，2021年，仅英国就有18家教育行业机构受到勒索软件攻击影响。 　　 第三，算法风险，包括规则算法束缚自由选择、数据预测剥夺自主决策等。一些教育数据管理者以科技手段为借口“暗箱操作”，利用算法歧视用户，并对用户实施不当干涉。比如，某些学校利用算法分派教师工作，但其实可能已经超出教师的负荷；有学校让学业成绩不佳的学生转专业，剥夺了学生自我决策的机会；一些教育类平台依托算法，向学习者推送网络游戏、低俗小说、娱乐直播等与学习无关的内容。 　　给予数据安全四维保障 　　 在智能时代，规范教育数据所涉各项流程，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让数据资源真正成为教育科学决策、创新发展的利器，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教育数据的安全保障，可以从四个层面着手。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国家应完善教育法等法律中关于教育数据安全保护的部分，明确禁止出现侵权、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等现象。教育部等部门应依托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制定规章制度，厘清教育数据管理的边界，对教育数据的采集、分析、使用、共享、决策等实行有效规约；明确界定并维护教育数据生成者与提供者的数据权利，尊重其数据人格权与财产权；优先考量保护个人数据隐私，对教育用户数据设立财产权，以教育数据资产增值为优先标准，赋予数据收集实体以产权。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本地教育发展、大数据应用等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数据安全保障实施办法，强化对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的监管，并给予技术、培训等支持。 　　 其次，强化风险评估。教育部应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教育数据风险评估体系，根据不同风险的影响面、破坏性和可能造成的损失，分类控制、分类治理。建立基于教育数据风险评估的隐私防护机制，构建敏感数据安全存储与传输机制。对师生个人身份信息、学生行为偏好、学籍学历管理等敏感数据的安全传输，应通过加强密码等级、多级用户认证系统、加密电子邮件等协同管理，相关网站采用数字证书，建立信息安全防火墙，保护隐私信息、敏感数据不被泄露、窃取。 　　 再次，构建监管体系。构建国家、省、市、校四级监管体系，形成多方联动、多层治理机制，优化教育数据风险协同监管，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对教育数据风险进行识别、定性，全面分析潜藏危害，排查、预警、化解教育数据风险。国家层级，可由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等建立部际联席或协调机制，由教育部牵头，其他部门根据自身权责，承担网络安全监管、市场主体合规审查、打击违法行为等工作，特别是针对全国性的大平台教育数据侵权或安全漏洞进行立案调查。省、市两级可参照国家层级，组建区域内的教育数据监管小组，明确划分并规范教育数据监管权限、责任和义务。学校应按照教育数据监管要求，与教育、网信等部门合作，抽调技术骨干力量，建立数据安全保护机制和校本化数据监管团队，明确管理权责，实现快速响应、快速应对。 　　 最后，规范伦理价值。若忽视教育的伦理和价值，基于智能算法的教育数据服务可能会将教育异化，使其被数据与算法操纵。因此，有必要强调传统教育秉持的人文立场，在对客观真理的追寻中回归教育的人文价值，打破数据霸权。要基于“以人为本”，判定伦理困境与盲区，制定与优化伦理风险化解方案，摒弃数据“暗箱操作”，促进算法公开透明。要建立数据安全审查与问责制度，保障教育数据的合法性、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保障师生的教育自主性与教育隐私数据的安全性，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惩戒。构建教育数据伦理风险调控机制，促进教育数据在教育管理、教研活动、学生发展等方面合规应用，彰显教育数据应用的人文关怀。

在今日召开的教育部第三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副书记李大胜用多组数据介绍了广东省职业教育十年改革发展的成效。 李大胜表示，全省共有625所职业院校，在校生280.5万人。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现有93所专科层次职业学校，在校生125.4万，分别比2011年增长19.2%、83.1%；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从无到有，2所学校在校生1.9万人。高等职业教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在校生占比50.1%。 据了解，广东省十年来职业教育累计投入4486.63亿元。2021年，高职总投入328.07亿元，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20173.91元，分别比2011年增长208%、82%；省属公办高职院校生均综合定额拨款标准比2011年增长203%。中职总投入324.29亿元，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20668.13元，分别比2011年增长95%、280%；省属公办中职学校生均综合定额拨款标准比2011年增长186%。职业院校受资助学生人数和资助金额分别比2011年增长31%、149%。 李大胜介绍，近三年，全省新增12.6万高职学位，新建8所高职院校，历史性实现21个地市高职院校全覆盖。高质量建设省职业教育城。省职教城历时10年谋划建设，总规划用地约50平方公里，已投入94亿元，完成二期工程建设，入驻10所学校、在校生约11万人，将打造成为教科产城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新范本。 李大胜指出，2019-2021年广东省扩招42万人，帮助26万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实现了大学梦，报到率高达92%，发挥了职业教育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作用。健全中等职业学校、专科层次职业学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相衔接的培养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2021年，52%的中职学校开展中高职三二分段试点，招生计划8.6万人、是2011年的11.9倍，中职毕业生升学率达44%；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生计划1.2万人，专升本招生6.5万人、是2011年的13.2倍，22.4%的高职毕业生升入本科高校。每年开办劳模工匠本科班，实施产业工人“求学圆梦”计划，2011年以来支持近11万产业工人提升学历，赋能新时代产业工人成长成才。 此外，广东省建设的大湾区技能人才培育高地，十年间为社会输送了约769万技能精英，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5%以上。在加强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方面，全省建设14所国家“双高计划”学校，29所省级以上示范性高职院校、62所国家示范中职学校、10所高水平技师学院。全省深化“岗课赛证”融合，对接岗位标准深化专业课程改革，推进以赛促学促教，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推动“岗课赛证”综合育人，为湾区产业高端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广东职业教育专任教师数量从2011年的9.3万人增加至2021年的11.9万人，增长27%；建设23个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研究生学历以上专任教师占比32%，比2011年增长82%；双师型教师占比60%以上，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连续四年全国第一，打造了一支高水平的“工匠之师”，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师资保障。

为不断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 《通知》要求，各地结合职业分类大典修订，修订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校长职业标准，研制高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标准，逐步建立层次分明，覆盖公共课、专业课、实习实践等各类课程的教师职业标准体系。研制新时代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标准。研制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学时学分管理办法，加快推进教师培训工作规范化建设。 《通知》强调，要提高职教教师培养质量。逐步提升教师培养学历层次；支持高职院校在职教师学历提升；探索多主体跨界协同育人路径。 《通知》明确，健全职教教师培训体系。实施“职教国培”示范项目；调整国家级职业院校校长培训基地布局；打造高水平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基地；严格落实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加强教师发展（培训）中心建设；推动职教教师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 此外，《通知》还对创新职教教师培训模式以及畅通职教教师校企双向流动做出了规定。

日前，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在四川成都举办。据悉，本届竞赛首次开启“线上+线下”新模式，双线赛场互通互联，全国61个参赛高校设分赛场，159支参赛队伍参加决赛，在云端展开激烈角逐。 本次竞赛分为地质技能综合应用、野外地质技能竞赛（虚拟仿真）、地质标本鉴定和地学知识竞赛四个单元，最终评出团体特等奖3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9项。各竞赛单元共产生单项特等奖19项、一等奖54项，二等奖若干。 大赛组委会主任、中国地质教育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成善表示，地球科学是一门专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用石头讲地球的故事”更是地质学科魅力之所在。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宗旨正是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考察素质教育、实践能力、野外技能为主，以团队形式参与，考验团队协作能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姜恩来谈到，地学高等教育要树立“大地学”教育观，明确“大地学”人才观，按照“大地学”模式去培养人才，要注重基础厚实、专业精深，又要培养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并且具有交叉融合力、跨界整合力、实践操作能力强的特点。 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常务副秘书长朱立新寄语参赛大学生，要将所学知识创造性地应用到未来工作中。地质科技工作必须瞄准国际地学前沿，实现重大理论、核心技术与关键装备突破，全面提升我国地质科技创新水平。 据悉，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是“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赛事之一，是地学领域唯一全国大学生竞赛。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参与院校几乎涵盖全国所有地质院校。大赛由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组织策划，分会挂靠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自然文化研究院具体开展工作。 据介绍，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将于2024年在山东青岛举办，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承办。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考试部门联合网信、公安等多个部门和多家互联网企业，深入开展“2022高考护航行动”，全力护航高考，助力学子圆梦。 2022高考护航行动，将重点围绕考试招生领域广大考生关心关切，汇聚各方力量，多方配合，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安全保障、政策宣传、咨询服务等各项工作，积极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的政策咨询和细致的考试服务，全力保障实现“平安高考”“健康高考”“温馨高考”。 2022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考试机构将会同当地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构官网标识”“清理互联网涉考公众账号”“打击手机作弊”“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以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积极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还将精心组织开展高考志愿填报专项咨询服务活动，多渠道、多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参考和咨询服务。

“我们要排除万难，不折不扣、从严从实落实北京高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各项工作部署。”近期，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处叶文林作为第一批入驻高校联络员，积极投身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风险排查和布防工作中。 近期，区域内有高校发生聚集性疫情，接到指令后，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机关系统41位干部迅速入驻有千名学生以上高校，成为此轮疫情下高校防疫最紧要关头入驻学校的联络员，也成为首都教育系统高校防疫措施落地见效闭环管理“最后一米”的关键环节。 与病毒赛跑 做校园“安全卫士” 每天2万余步起，工作长达13、14个小时......这些数字正是北京市教委高教处王佳琦的日常写照。为确保高校疫情防控每个环节不疏漏，从入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那刻起，他的足迹就遍布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王佳琦认为，做好市级联络员工作的关键是要“多听”“多走”“多看”“多记”和“多沟通”。凭借着自己曾经任职高校的经验，他寻访了各个校园职能部门，一个笔记本被记得密密麻麻，几天工夫就用去了一半，他说：“我一有空就会把各种细枝末节汇总整理再去反馈，要是不记下来、随时看随时想，很可能会忘。” 入驻中国人民大学后，北京市教委语言文字工作处邓鸿充分发挥上传下达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沟通成本，起到了“与病毒抢时间”的重要作用。在校园巡查时他及时发现防疫漏洞隐患，和学校专班一起研究、提出合理建议，促进加快完善物资入校交接缓冲区的设立，以此全力筑牢校园封闭管理时期疫情防控屏障。 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高山艳入驻中国音乐学院，在协助学校做好防疫检查工作的同时，她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学校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上报，及时帮助协调解决。“真正下沉到一线才发现，做好防疫工作涉及到很多工作，每个环节都不可马虎大意。”她说。 与关爱同行 校园防控专业又暖心 面对炎热天气，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专门在核酸检测等候区建立百余米长凉棚通道，改善师生检测环境。北京市教委供图 接到派驻高校做联络员的任务后，北京市少年宫刘弦5月18日进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和学校充分的沟通基础上，借着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 入驻期间，北航服务学生的很多温情举措，也让刘弦印象深刻。在北航大运村的学生宿舍由于距离校区食堂远，学校食堂给学生们准备了“内卖”，很多取餐的学生闷惊喜发现，自己的“外卖员”竟然是学院的院长和老师。 “按照高校统一的疫情防控要求，进入校门就不出去了，住在学校踏实完成工作。”5月17日开始，北京市教育档案馆赵长顺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开启联络员工作。 对赵长顺来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巡视学校的各个关键点位。在发现问题、整改问题的过程中，学校组织疫情防控的贴心举措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赵长顺说，校园封闭后，学生的理发成为一个难题，学校就及时购买了一批容易上手的理发工具发给各个楼长，供学生们按需使用。 “可能这只是一个生活的小细节，但是却及时解决了学生的生活困难，也凸显了学校对学生的关心和关怀。”赵长顺说。 与榜样为伴 上好疫情防控“大思政课”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一处窦海超从5月18日开始全封闭入驻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在工作中，窦海超发现由于体育场施工，本就不大的校园，活动空间更加局促，加上校园封闭管理，孩子们开始有些负面情绪。 窦海超认为，要做好孩子们的工作，就应该“疏堵结合”，筑牢疫情防控的思想防线。他向学校提出建议，“要让孩子们与我们奋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领导和老师们共情，这样才能上好这堂疫情防控的‘大思政课’。”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处叶文林入驻中国科学院大学，他主要负责协助高校落实各项要求，及时发现问题，提出工作建议并督促整改。 据了解，叶文林同时也是一名高三孩子的父亲。高考在即，叶文林表示，“进驻时没考虑那么多，现在特别希望得到孩子的理解。我想，疫情之下家长的责任与担当，是为即将走上高考考场的孩子树立最好的榜样。”

近日，波兰弗罗茨瓦夫市举行的第15届在波国际学生会议上，颁发了第12届INTERSTUDENT竞赛“2022年波兰最佳国际学生”奖。就读于波兰雅盖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陈意雨因留学期间的突出表现荣获特别奖。 　　INTERSTUDENT竞赛是由波兰未来教育基金会和波兰学术型大学校长联席会组织的“留学波兰”计划重要组成部分，用以评选出波兰国际学生的优秀代表。他们通常在学术、文化、社会、生态、体育等方面表现出色，并致力于构建文化桥梁，在校内学生群体间具有一定影响力。 　　留学波兰，攻读法律，参加丰富的校内外活动，向波兰民众讲述中国故事……陈意雨的留学路多彩而充实。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个大方开朗的中国姑娘，听她讲述自己求学路上的精彩故事。 　　 　　从茫然失措到游刃有余 　　“刚到波兰学法律的时候，我并不适应波兰语授课，即便全神贯注也常常听不懂。”陈意雨本科在国内学习波兰语，毕业后申请了雅盖隆大学的法学专业项目，来到波兰留学。法学不易，用波兰语学法学更是难上加难……从上课茫然无措到最终取得优异成绩，陈意雨坦言自己花了不少工夫。 　　“起初，我上课甚至连记笔记都不能顺利完成。”陈意雨回忆说，“虽然我有4年的本科波兰语学习基础，但波兰教授们语速很快，加之法律学科有很多专业词汇，想跟上课堂节奏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学习遇到困难，但陈意雨并不气馁，她从课前、课中、课后等不同环节发力，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法学院每节课前需要看大量的阅读材料，我会逐字查出不认识的单词，有时会出现每个单词都懂但连起来却不知所云的情况，那就再去对照中文版国际法相关书籍。”陈意雨说，“当时我想尽了办法，上课时用手机录下内容，以便课后重听。课后我常向波兰同学借笔记，也经常给老师发邮件，请教不懂的地方，就这样逐渐掌握了用波兰语学习法律的节奏。” 　　“在雅盖隆大学，各位老师每周有一个小时的咨询时间面向学生，我是常客。”陈意雨没放过任何巩固自己所学知识的机会，“上课时老师不太可能照顾到所有学生，课后咨询是非常好的学习途径。老师一对一沟通不仅能解疑答惑，也提升了我在专业知识领域的口语表达能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意雨的勤奋好学得到了老师同学的一致认可。雅盖隆大学国际私法研究中心的安娜·维索茨卡-巴尔博士这样评价她：“陈意雨用波兰语攻读即便对波兰本地学生来说都很具有挑战性的法学专业，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她的态度和热情感染了身边的同学。” 　　用双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让波兰人更加了解中国，是我在雅盖隆大学克拉科夫孔子学院做志愿者的初衷。”陈意雨说，她还在国内学波兰语时，就萌生了这个想法。自己具备双语优势，在海外参与汉语教学活动很合适。 　　“我的主要工作是给波兰的成年人、小孩上汉语课，组织孔子学院的相关文化活动。比如，之前的孔院迎新活动上，我就带着波兰学生用毛笔写福字、学唱中文歌曲等。” 　　令陈意雨惊喜的是，教波兰人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她也得以从一个全新角度来欣赏汉字的美。“比如，波兰小朋友在绘画时，会用汉字来代替意象。他们画小草时，用‘草字头’来表示；画人的嘴巴时，则写出‘口’字。我看到后既感到意外又很惊喜，原来汉字的魅力还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呈现。” 　　平日里，陈意雨也在与同学的相处中收获了不少欢乐。“波兰学生友善、幽默，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一次，我讲到了中国七夕节的由来，他们很喜欢牛郎织女的故事，就不停地追问。被大家的学习热情感染，我也愿意多分享中国故事、表达我的观点，帮助他们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陈意雨看来，孔子学院的活动对留学期间自我提升也有很大帮助。“第一次给大家上课时，我站在台上讲话还有些紧张，但随着表达的次数变多，我变得更加自信了。平日里像这样需要当众讲话的场合并不多，这于我而言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在人生之路上乘风破浪 　　“申请INTERSTUDENT竞赛奖励，需要找学校老师写推荐书。我的老师在推荐书中提到，‘学校里所有人都认识我’，我想这是我能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谈及此次获奖，陈意雨认为，“INTERSTUDENT竞赛在评选波兰国际学生的优秀代表时，很注重学生的影响力。仅仅成绩好是不够的，学业之外的活动、成就也很重要。” 　　在雅盖隆大学学习期间，陈意雨曾获学校“卓越计划”项目下的个人课题研究资金，赴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参加暑期项目，并在欧洲法学院完成了两门暑期班课程。就在采访的几天前，陈意雨刚刚代表雅盖隆大学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际私法模拟法庭竞赛。“虽然没有进决赛，但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这是我第一次参赛，刚开始辩论有一些紧张，不过比赛结束后，我的法律基础和逻辑结构都得到了法官的肯定。相比结果，我更看重比赛过程对我的磨炼。” 　　既要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又要兼顾课外活动，陈意雨保持充沛精力的“秘诀”令人好奇。“给任务设定截止时间，尽量干脆利落地一次性完成，避免拖延；利用好碎片时间，完成相对琐碎的事情。有效做好时间管理，常常能事半功倍。”她说。 　　“我最近申请了去荷兰鹿特丹大学的交换项目。”模拟法庭比赛结束后，陈意雨也没有闲下来，“我对国际私法很感兴趣，海牙国际法院就在荷兰。期待能去鹿特丹大学认识更优秀的同学，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在人生之路上乘风破浪。”

5月22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网站发布重要通知，提醒领区中国留学生注意人身安全。 　　通知中说，近期，一名来自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西部一城市与家人失去联系。我馆对此高度重视，已向警方表达关切，要求其加大搜寻力度，全力寻找失联中国留学生。同时，我馆已协调有关方面协助寻找，并密切关注进展情况，提供一切必要协助。结合此案及近期领区安全形势，特别提醒领区中国留学生注意以下安全事项： 　　一、与国内家人持续保持联系。前往常住地以外地区，要及时告知家人行程安排、具体出行情况，包括入住酒店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保持通讯畅通，力争做到每日向家人报平安。如前往无通讯信号的偏远地区，或因故暂时无法与家人联系，应事先告知家人，待通讯信号恢复或可与家人联系时，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家人，告知安全状况等。 　　二、保持身心健康，遇困难及时求助。以积极心态应对在生活、学业、身体健康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与家人保持良好沟通，必要时主动向家人、朋友或者学校寻求帮助支持。 　　三、切实提高警惕，注意出行人身安全。如遇治安方面危险或突发情况，务必保持冷静，妥善应对，力避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确保自身安全，并及时拨打911报警求助。

近日网友爆料，有清华博士生报考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协警岗位，而招考单位当时说她没考上，“因为她还没毕业”。随后就开始了一波波反转：清华大学回应，学籍库查无此人；长沙当地回应，当事人本科毕业于山东一所二本学院，“经常臆想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包括本次协警报考，也是用“清华博士”的名义填报。 看来整件事就是个乌龙，一个由报考人员不诚实引发的舆论过山车。随着各方澄清到位，事件似乎告一段落，各方都可以“松一口气”，那些原有的秩序并没有被打破：名校博士并没有去考协警更没有落榜，那些学历预设、职业预设还依然存在。 不过，这些预设恐怕也是摇摇晃晃了，谁敢保证下次不会真的出现类似情况呢？一些新闻或许可做注脚，这段时间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纷纷引进了一大批名校毕业生，北大博士、海归硕士也去当了城管……这些都引发了舆论的密集关注。 这些地方的具体情形或许有差异，戏剧性比“清华博士考协警”也稍微弱些，但不可否认舆论关注的逻辑都是类似的：名校毕业生，选择了意料之外的职业。 无论以什么样的角度来合理化解释这种现象——是人各有志、特殊热爱，还是地方引才有诚意——有一点是没法否认的：这些事件一定会成为热点，因为它们符合热点事件传播的基本属性——反常、新奇。 这种阅读心理，是没法抹去的。这种就业观念，可以说是“传统”，如果尖锐些还可以说是“过时”，但这就是“现实”。没法想象如果去采访一个即将高考的学生，问他的梦想是什么，他的回答会是新闻中讲述的“现实”吗？ 人们对于名校毕业的未来、职业理想的憧憬其实很固化，即实现一种稳定的预期，这也是人们努力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人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就是为了一个远大而开阔的目标。如果这种“天道酬勤”的因果路径总是被打破，那也不难想象会雕刻出怎样的人生观。 所以，即便“清华博士考协警”是个乌龙，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依然值得琢磨。本是相关单位自己审核的事务，却动用了不少的公共资源。人们在这种事上很纠结也很敏感，对一个不能相信、不愿相信又害怕相信的事，反反复复地确证，把一个几乎没有新闻价值的招考，变成了新闻的头条热点。 关注这条新闻的，相信绝不只是名校的高学历毕业生。普通人关注“头部”人才的前途，也就是关注自己的前途；名校毕业生的去向，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去向。当顶着名校光环的毕业生，如“下凡”一般地到来，那自己又该去哪呢？ 最后的反转也很有意思，当事人是一位二本院校毕业生。那么二本院校毕业生考协警，就能完全心安理得地接受？别忘了，这是个学历要求低且无编制的岗位。相信每一位二本院校的毕业生，都会从新闻里读出自己的想法。 仍然要说一句，每一位毕业生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脚踏实地地选择职业道路当然是可以的。只不过，社会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来都有一些格外的期待，比如仰望星空、弄潮逐浪等等。从这场乌龙来看，这种期待依然还是存在的，社会还是应当努力去创造这样的空间。

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校区图书馆四层，有个鲜为外人所知的“基地”——“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这个“基地”不只具有储藏功能，还是一座展览馆，是由中国科协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同建设的。 “早在2010年，我们学校就和中国科协签署了合作协议，打造了这个‘基地’。”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党总支书记金军回忆说，“基地”已经有10余年历史，是一个集资料存储、展示、研究和教育功能为一体的物理空间。截止到2022年，“基地”已经通过文献、实物、数字化材料、音视频材料等方式，入藏了481位科学家和4个科学家团体的资料。 “2019年以来，在我们开展‘学风传承项目’时，这个‘基地’起到了良好的传承和支撑作用。老科学家留下的这些资料就是我们弘扬学风的‘宝藏’。”在展厅里琳琅满目的展品前，金军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说。 把老科学家资料“用活” “我们设计的活动形式既有展览，还有视频节目等，师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参与进来。”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馆员韩露指着展厅里正在播放的主题视频，将该校图书馆主持的学风传承行动计划娓娓道来。 学风传承行动的主要方式是展览。展览的构思主要突出了两个主线，一个是党对科学家的引领，另一个是科学家对党的事业的坚定追求。例如，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该校图书馆主办了《党的事业就是我的奋斗方向——科学家入党故事选粹》专题展览，以科学家的入党申请书、入党志愿书、入党故事等为媒介，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党对科技事业的坚强领导、对科技工作者的团结引领，以及科学家对党的事业的热切忠诚和对民族振兴的执着追求。 除了展览，该校图书馆还策划了其他两个活动：一是征集“我心中的红色科学家”手绘作品，二是“科学家入党故事”讲述人招募活动。韩露介绍说，这两个活动的宗旨就是为了让师生能够充分参与到学风传承活动中来，近距离接触科学家的入党故事以及相关历史资料。 “我注意到，有的学生为了做好讲解人，还专门查找相关资料，深入了解科学家的故事和背景。这体现出了学生对这类活动的热情，也让他们获得了参与感。说不定，在这些青年学生当中，就会走出未来的院士。”金军笑着说。 为了保证师生参与，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和该校各院系单位直接开展合作。例如，组织以艺术类专业为主的知艺书院学生积极参加“我心中的红色科学家”手绘作品大赛，优秀作品不仅可以获奖，还能获得在展览上展示的机会。该校机电学院团委招募了多位“科学家入党故事”讲述人，还积极开展学风主题视频录制，最终推出了6部精品视频，在校内广泛传播。 “我们的展览在中关村校区和良乡校区的图书馆都有开展。今年，我们还在策划新一期展览，把科学家精神、学风主题的传承活动一直延续下去。”韩露说。 把学风活动融入新生教育 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校区有一座徐特立图书馆。徐特立是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的院长。徐特立图书馆也是学风主题展览的布设地点之一。 “我们还有一个值得分享的经验，那就是把学风传承活动和新生教育结合起来，让刚刚步入校园的新生获得科学家精神的浸润。”金军说。 北京理工大学高度重视本科新生入校教育，一些新生教育活动在良乡校区的徐特立图书馆开展。 学生参观展览之后，图书馆也收到了一批来自学生的反馈。“其中很亮眼的一点，就是学生们真的记住了很多老科学家的名字和事迹。毛二可、徐更光、黄旭华……有些科学家和我们学校有联系，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学科领域的大学者。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能‘结识’这些大师，感受他们身上的科学家精神，并将其内化成自己的学风。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活动形式。”金军总结说。

大学教授除了上课和指导科研，和学生更深的交集在哪里？ 在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几乎每一位副教授职称以上的导师甚至院士、长江学者、973首席科学家、杰青，都要结对一个寝室，每个学生都配备有自己的“寝室导师”，“寝室导师”全过程、全方位关注学生的成长。课下，“寝室导师”会时不时和学生一起吃个便饭，喝会儿咖啡茶饮，谈一谈学习、聊一聊生活。 第一次师生交流见面会上，陶瑞宝院士、周鲁卫教授、陆昉教授、侯晓远教授、杨中芹教授……或与学生围桌而坐，或与学生亲切交谈。 立足立德树人这一高校的根本任务，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不断探索以党建引领，把高质量科研转化为高质量教育、以优秀党员教师力量助力学生党建思政提质增效。从2008年推出至今，“寝室导师制”这一全员育人的制度不断向纵深开拓，衍生出“拔尖导师计划”“学业导师计划”以及新增“党建导师制”，并带动非党员骨干教师发挥作用，邀请龚新高院士、前任系主任沈健教授担任强基班班主任。因材施教、精细化培育的多维度的导师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实现深度育人。 “导师制度进一步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给我们学生和导师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我们的成长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本科生周天元说。 院系在高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是整个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的“大动脉”，选优配强支部书记，实现“党建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比肩并行或“一肩挑”。“根据学校党委的要求，像培养学术骨干一样培养党支部书记。”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党委书记刘召伟说。 将支部扎根在科研上，将原本的科研带头人同时培养为党建带头人，先后担任科研党支部书记、系党委书记，现任学校“双一流”建设办公室主任的吴骅教授最大的体会是“党员教师在教学科研一线，知道如何更好地实现业务工作和党建工作的双促进”。 “系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教育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多方面工作中的引领作用，推动院系中心工作大发展。”从事近20年党务工作的物理学系教授蒋最敏感触很深。 学术大咖和党建达人融于一身，在党务上有能力、业务上有建树、师生中有影响，头雁效应有力彰显。两个科研党支部的现任支部书记均为国家级人才计划的入选者，科研第一支部书记石磊教授，是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团队主力。科研第二支部书记王靖教授2020年在《科学》杂志刊发科研成果。2020年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党委入选第二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创建单位。 系里打造了“教学沙龙”“物质科学报告会”“午间研讨会”品牌活动，由党支部和党员教师发挥骨干作用，带动全系教师进一步提升全系教学质量、学术水平、科研合作与育人实效。其中，已坚持23年的“物质科学报告会”每周邀请一位国内外资深科学家或耕耘在科研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参与讲座，为学术成长助力。 长期以来，一大批党员教师传承红色基因，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了系教学科研学科持续发展。目前物理学系已建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5门、国家级精品课程7门、上海市级精品课程11门、上海市重点课程2门，这些优质的教学资源，均在相关网站上与全社会共享。其中，系主任周磊教授主讲的《电动力学》课程2020年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课程视频在超星、B站等网络平台观看达60余万次。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分两批认定了401个教师团队，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2021年教师节前夕，首批教师团队的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了坚守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 　　几年来，广大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立足本职岗位，凝聚团队力量，在科研创新、教书育人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今天，本版推出特别报道，走近其中的优秀代表，感受他们勇攀科研创新高峰的拼搏精神与使命担当。 　　——编 者 　　 　　在航空地球物理勘探中，飞行器自身产生的重力梯度效应，会严重干扰超高精度的重力梯度仪。针对这一难题，2020年发表于《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的一篇论文展开统计学分析，得出了保证校正精度的算式。 　　这篇论文的多位作者中，有一人的名字加注了示亡号方框——黄大年，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论文的第一作者，便是他生前指导的博士生。 　　研制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重力梯度仪，是黄大年一生的追求。这个项目可用于石油、天然气、海底矿产等资源勘探领域。 　　5年来持续攻关，同侪和后辈传承了黄大年未竟的事业。10多篇有他署名的成果相继发表，仪器整机从无到有，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相关核心技术的国家。 　　有人说，科研是孤独的旅程，科学家自愿成为孤勇者。但从黄大年身上可以看到，高校知识分子接续向科学难题进军，争论、思辨、立言，犹如一道道风景鲜活生动，激情澎湃。 　　攀登之路，勇者不孤。科研创新的巅峰上，纵然屹立着似乎不能摘取的桂冠，也始终有虔诚的目光在仰望，有不息的脚步在追随。 　　黄大年是高校科研工作者的楷模，是广大留学人员的楷模，是1844万名教师的楷模。他的精神激励的不仅仅是单个团队、几届学生、某所学校，而是一个领域、一批学子、一代科研人…… 　　探索科学无人区以及前沿技术，具有难以预料的风险。但凡伟大的事业总要有人涉险，坚持为国家和人民“探险”，就不会迷失方向 　　马克思讲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在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里，不少人把自己置身“岩墙之下”，探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都是家常便饭—— 　　何川，西南交通大学交通隧道工程教师团队负责人，早年留学国外，放弃高薪教职回母校任教。 　　汶川地震后，缺生活物资，要救援力量！尽快建成抗灾能力强、安全便捷的高速公路的任务，摆在眼前。但余震频发、落石飞溅，恶劣环境可以想见。 　　无路可走，怎么办？ 　　答案只有一个，往地震山区走。 　　何川带领团队展开技术攻关。白天，深入随时可能塌方的隧道。晚上，在赈灾帐篷中秉烛探讨破题之法。 　　如何大规模建设交通设施，还要安全又迅速？国外可借鉴的工程经验几乎空白。但灾区群众心急如焚。顶着压力，团队突破技术禁区，施工人员日夜奋战，短时间内建成了映汶、广甘高速两条“生命线”。 　　这些年，川藏铁路、公路等重大工程建设如火如荼，技术难题层出不穷：高海拔地区长大隧道建设难，地震频发带来塌方频繁，岩爆、冻胀、高地温等也必须面对。 　　翻山越岭，何川团队在“人类生命禁区”穿梭。行程半月，海拔5000多米，到雀儿山隧道现场踏勘；长达5年，深入鹧鸪山隧道测试结构冻胀…… 　　不受百炼，难以成钢。终于，这项关键技术——高海拔地区建设营运大型公路隧道——走向成熟。“闷不死、震不垮、冻不坏”，在祖国西南地区，新的通道一条接着一条。 　　………… 　　当今科学界，学科交叉是产生原创性研究的重要源泉。圈在自己的小领域，很难做出原创性成果。 　　郭子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化学生物学交叉学科教师团队负责人，在开发肿瘤免疫治疗新策略等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突破。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结束国外深造，谢绝当地知名大学极力挽留，毅然回国，将人民生命健康需求作为主攻方向之一。 　　癌症是人类健康最主要的威胁之一，目前对癌细胞定点“绞杀”，免疫疗法整体有效率偏低。如何通过化学反应将几种治疗药物结合成为有机整体，发挥更佳疗效？这是科学界长年苦攻的课题。 　　从事基础研究，难免会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风险。出成果慢、不确定性强，科研人员面临巨大的压力。 　　“前沿技术的研究绝非一蹴而就。不能想别的，必须静下心来，刻苦钻研。”郭子建说。 　　这是一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马拉松。虽然免疫治疗在肿瘤临床治疗上广受关注，但对这类治疗有响应的患者，比例仅占一成。临床最常用的化学治疗则存在副作用、耐药性等问题。 　　解题，团队冲了一关又一关。 　　2003年，团队在寻找新药物的过程中，首次发现一种单功能铂配合物不符合铂类药物的经典构效关系。再经10年，才取得突破性进展，证明了这种配合物治疗癌细胞的新途径。慢慢的，数十人汇聚，长跑继续……直到今年，更为详细的作用机理才得以验证。 　　不断探险，郭子建走得很远，但他对团队的要求始终如一：选择科研方向，既要“先进”，瞄准和洞悉世界科技发展方向，更要“有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作出实际贡献。 　　“这些年，我最大的动力是能为国家和人民奋斗。”他说，当把自己关进办公室备课或科研，“心里就充实，不知时间的流走”。 　　探索科学无人区以及前沿技术，具有难以预料的风险。走近何川、郭子建这样的优秀团队带头人，你会发现，他们是充满探险精神的人。 　　为了什么？为了谁？ 　　“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位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成员如是说，“但凡伟大的事业总要有人涉险，坚持为国家和人民‘探险’，就不会迷失方向。” 　　我们需要战略科学家，带着相关领域往前走；也需要年轻人矢志科研创新，成为未来的战略科学家 　　后浪与前浪交替，新人和前辈接力。我们需要战略科学家，带着相关领域往前走；也需要年轻人矢志科研创新，成为未来的战略科学家。 　　对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来说，看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像小树那样一毫米一毫米地生长，是非常美妙的过程。而育人的过程，莫不如是。他们在矢志科研创新的同时，不忘教书育人、搭梯引路，为后学指引方向—— 　　黄建平2003年留学归来，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在大西北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他一手创立大气科学学院，带领团队在荒漠中崛起。 　　“黄老师就像拼命三郎，有使不完的劲。”建设观测站，黄建平亲自带队，用人力车将观测仪器拖拽上山。验证监测数据，他驱车带着学生追逐风沙，亲历“大漠风尘日色昏”的萧瑟和苍茫。 　　与沙尘、寒雪作伴，以“土炕旅馆”为家……历经十余载，西北地区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半干旱气候与环境观测站建起来了。年轻学子对科研创新的执着与拼劲，也日趋坚定。 　　“师父就是桥，传递出柔软而有力量的东西。当我们踏入人迹罕至的河流，彼岸不再迢迢。”这是学生眼中的黄建平。 　　“你有信心造出激光雷达吗？”在跨专业保研考核的现场，黄建平向眼前一位充满斗志的年轻人提问，为当时就读本科的黄忠伟点燃了梦想。“激光雷达网，你敢不敢建？”多年过去，院长黄建平向已是同事的黄忠伟再次追问。 　　黄忠伟曾跟随黄建平的步伐出国进修，回校任教，组建了兰大激光雷达实验室和雷达智造团队。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团队自主研发出的技术，改变了我国依赖国外进口的情况，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这，就是师传的分量。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既是教育家，又是科学家。一面，宛如园丁，在花圃育花；一面，要让花朵经风历雨、抗暑耐寒。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只为后来者成为“年轻的巨人”—— 　　黝黑的皮肤，手臂上满是油菜茎叶锯出的血痕，与油菜打了半辈子交道，印记都镌刻在西南大学油菜教师团队负责人李加纳身上。 　　一个字，苦。 　　春节施药，五一收获，国庆播种，面对甘蓝型黄籽油菜育种难题，他躬身田间三十余载，最终培育的新品种实现规模化生产，让很多农民富了口袋。 　　初入团队时，卢坤对导师李加纳的做法很是不解，“重点项目在进行，却要把我放到省外科研机构驻扎学习”。一路走来，在扎根一线钻研的过程中，卢坤懂得了做农科研究要打好基础的道理。 　　“这就是油菜自交和去雄杂交的区别”“写学术论文就像给读者讲故事”，团队成员曲存民也清楚记得李老师给自己上的第一课、修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教授首先是教师，教书育人是本职工作。”李加纳不断告诫团队的青年教师。事实上，他也以自身行动诠释着这一理念。 　　松土、起垄、担粪，李加纳参与本科教学，与学生在田间搞试验观察。“本科知识虽然基础，却是一辈子都要用到的知识。”他很看重基本功，始终坚持本科一线教学。 　　“老师常说，别发愁，这有什么，看我的！”一位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的学生说，新的领域被一步步拆解，哪怕前路关山重重，大家并肩向前，就没什么可怕。 　　拥抱新鲜的未知，拥抱鲜活的力量。用满腔的热忱，黄建平、李加纳们在所到之处，播撒希望，播种春天。 　　冷门不冷，绝学未绝。寂寞风光里，这群人执着到痴迷。面对精奥的古籍古文字古文明，他们甘于寂寞，却内心充盈，超越个人志趣，只为守住初心 　　做成一件事，不易。不计成败，为一件事默默坚守一辈子，更难。 　　科研创新的路上，有些人一开始敲锣打鼓，热热闹闹，但一年半载之后，就冷冷清清，甚至最后偃旗息鼓。 　　来到这些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办公室，则会感受到另一种气氛：这里就像冲顶之路的一座大本营。他们是守营人，远离浮华，与传世“遗珠”相伴—— 　　东湖珞珈山，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前身是上世纪《汉语大字典》编纂项目武大编写组。冷门绝学传承教师团队，继续前辈的事业，历时10多年，编写训诂学集大成之作《故训汇纂》。 　　训诂，研究字义的一门学问。集纳先秦到清代的材料，《故训汇纂》是继《辞源》之后的又一部大型工具书，对更好理解古书、开展字义研究、探究遗存里的思想文化，提供了权威参考。 　　30多年来，从《汉语大字典》到《故训汇纂》《古音汇纂》，古籍所三代学者守护典籍、薪火相传。 　　“守职循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如何让古籍整理研究有立足之地？负责人于亭教授不时面对团队成员的发问。 　　一位刚加入的年轻教师曾问：“最后出来只有一本书。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还有多少科研时间？” 　　“我的一位博士生，毕业后八九成时间都在项目里。我也一样。影响个人成果产出，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从事古籍整理，首先需要责任心。”于亭推己及人。 　　有学生提不起兴趣，整理材料上手慢。“古籍整理领域本来就冷门，极少人天生会感兴趣，但这并不等于学不会。”于亭循循善诱，“心怀文化传承，加上勤奋和坚持，相信你会有一番作为。” 　　光阴沧海，记录匠人匠心。岁月长轴，观照学人之志。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如果说冷门绝学令许多人望而却步，那么守营人就像星火，最初只是细微的光，但慢慢壮大、蔓延，温暖、明亮。 　　今年1月底，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教师团队入选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单，负责人是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同事在学院微信群纷纷祝贺。 　　可是，还没来得及于静思中布局谋篇，3月26日凌晨，段晴不幸病逝，享年68岁。 　　师从东方学大师季羡林，中古伊朗语、梵语、巴利语等教学研究是段晴的毕生专长，在丝绸之路文献和梵文贝叶经等领域成就卓著，堪称当今国际学界的顶尖大家。 　　段晴到底会多少种语言，是个不断增长的数字。她像开疆拓土的勇士，在孤绝处不断向上。近些年，段晴的新爱好是土耳其语。在许多人已退休的年纪，她开始学习这门语言，像18岁那年第一次走进北大学习时那样，充满活力。 　　冷门不冷，绝学未绝。在她看来，“这条路你慢慢走，走着走着就会有发现”。 　　这些不再被使用的“死语言”，记载着文明的秘密，需要无比深厚的积淀与巨大的努力，才能窥知一二。而段晴却在不断地打开新世界。 　　旁人看不懂的“天书”，对她来说就像相识多年的密友，将“老朋友”的话告诸众人。“一旦有材料交到她手里，哗哗地就像火山爆发，全部喷射出来。”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如此形容自己的师姐。 　　寂寞风光里，这群人执着到痴迷。面对精奥的古籍古文字古文明，他们甘于寂寞，却内心充盈，超越个人志趣，只为守住初心。 　　“锚定了信念就绝不放松，再难再苦也不发怵，在坚守中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谈起合作多年的团队，某地研究所的一位学者说。 　　去年6月，新疆的天气有些炽热。不喜欢“从书本到书本”的段晴，与同事、学生在吐峪沟石窟考察。以往，她会第一个冲到山顶。这次，她本跃跃欲试，却因健康状况被劝住。 　　在山下久久遥望石窟，看着年轻人向上攀爬的身影，段晴给微信群起名“六月西域记”。今年6月，段晴团队的年轻人，打算背上行囊再出发，带着老师的期许。 　　当一个人的精神化作了一群人的信念，世上便再也没有难越之山。这般的生命力，怎能不让人敬畏？ 　　………… 　　无论探险、引路抑或守营，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成就大凡有这样两种。 　　一种，是经济价值明显，可以定量计算。另一种，就是在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国防科研等领域意义非凡，其经济价值难以估量。 　　而有价与无价，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人都不大在意。白天在书库一角，夜晚在灯光底下，攀登，且只顾攀登。他们在意的是，有更多人加入，为国家和人民，共同找寻那条登顶之途。

自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9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正处在建立知识结构、发展兴趣爱好关键时期的少年儿童而言，涵育浓厚的阅读热情、具备良好的阅读能力至关重要。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较2020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 　　 随着少年儿童阅读备受重视，童书市场逐渐繁荣。少年儿童中，占比最多的是中小学生。他们的购书行为呈现怎样的特征？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习阶段的中小学生在图书购买和阅读上各有何偏好？怎样为其阅读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推动？ 　　 本研究抽取《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中的CNONIX标准数据交换数据，重点跟踪部分省市线上平台和实体书城的中小学生购书数据，深入分析得出结论，为提高中小学生阅读品质提供参考。 　　 依据图书内容特征，本研究将图书划分为教辅书和一般书两大类，其中一般书包括主题出版、文学、科普、漫画、社科、生活等6个类别。 　　1.中小学生2021年购书情况总体画像 　　 数据显示，2021年，调研省市的中小学生全年购买图书25513本，其中9月和12月是全年购书的两个高峰期，图书购买数量分别占全年的10.98%和6.02%。9月正值新学期开学，中小学生往往会根据学习所需大量选购图书。而12月寒假即将开始，很多孩子也会购买图书丰富假期生活。 　　 在购书类别方面，2021年教辅类图书占据了中小学生所购图书的“半壁江山”，占比达55.59%。一般图书中，文学类书籍表现亮眼，占比达22.36%；理论、党史等主题出版类图书位列第三，占比17.56%。其他类别占比较低，漫画类为2.19%、科普类为0.96%、社科类为0.85%、生活类为0.49%。 　　 从中小学生购买的教辅书看，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学生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新华字典》（第12版·双色本）等。二是同步学习类，如教材全解、随堂练习等。三是非同步学习类，如专项训练、复习试卷、文教读物等。从教辅书所涉科目看，数学、英语、语文上榜最多。此外，因为各地拥有中考、高考自主命题权，故而教辅图书地方化、特色化特征明显。 　　 从一般图书购买量榜单可以看出，文学类图书上榜书目占比最大，主要由国内外经典名著、中小学生课外推荐读物和畅销书构成。如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外国文学名著《百年孤独》；现当代文学名著《红岩》《创业史》《骆驼祥子》《平凡的世界》；畅销书方面，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恶意》、刘慈欣的《三体》等吸引了大批青少年。 　　 202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研制并发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古文观止》《红星照耀中国》《朝花夕拾》《傅雷家书》等入选目录。“快乐读书吧”是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一大特色栏目，旨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感受阅读的快乐，习得基本的阅读方法。时代文艺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等都推出了“快乐读书吧”系列丛书，广受欢迎。 　　 科普类、社科类、漫画类、生活类四类图书是中小学生图书市场的“后起之秀”。《2021年农家历（农历辛丑年）》和《预防近视爱眼护眼挂图》分居一般类图书消费Top60榜单的第13和第27位，反映出学生掌握农家历的热情以及爱眼护眼健康意识。社科类上榜书目有《思考，快与慢》《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漫画类上榜书籍中，《半小时漫画世界史2》由陈磊携团队创作，将世界历史以漫画形式呈现出来，能够帮助中小学生快速了解历史知识点。 　　2.性别维度下学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男生女生购书类别有差异，男生购买教辅占比大。 　　 数据显示，男生购书数量大，女生购书人次多。近一年来，男生与女生购买量最高的均为教辅类书籍，但占比不同，男生占比65.03%，明显高于女生的45.57%。 　　 男生购书类别占比排序为：教辅类（65.03%）、主题出版类（17.19%）、文学类（13.35%）、社科类（1.62%）、漫画类（1.50%）、生活类（0.85%）、科普类（0.46%）。 　　 女生购书类别占比排序为：教辅类（45.57%）、文学类（27.93%）、主题出版类（16.65%）、社科类（3.84%）、漫画类（2.57%）、生活类（2.18%）、科普类（1.26%）。 　　 男生偏爱主题出版类，女生偏爱文学类。 　　 一般书购买数据显示，男生购买占比最高的为主题出版类书籍，占比49.15%。在文学类图书购买中，女生购买量占比51.32%，远超一般书其他类别。男生购买量最多的是《三体》，其后依次是《稻草人》《红岩》等。女生购买量最大的是《古文观止》，其后依次是《莫砺锋教你读古诗》《红星照耀中国》《意林 感动卷》等。男女生购书文学类Top20榜单数据显示，男女生均爱买小说。男生购书榜有13本小说，女生榜有9本小说。其中，男生喜欢情节性强、科幻类的文学作品，女生则偏好抒情性、推理类的文学作品。 　　3.学段维度下学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一）小学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小学生购买类别占比排名前三的是教辅类（44.76%）、文学类（26.95%）、主题出版类（21.85%）。 　　 一般书中，小学生文学类图书购买占比为26.95%，所购图书题材涉及历史、科幻、悬疑等，有中外经典名著，也有传统国学文化读物以及畅销书。小学生购买量最高的漫画书是半小时漫画系列。该系列总发行量超过2000万册，证明以漫画形式普及历史文化具有较大吸引力。 　　 教辅方面，存在超学段购书现象。比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内容超小学生学段。社科类图书对小学生而言较为难懂，因此占比较小。此外，还出现了诸如《图解人工智能》等涉及前沿信息技术领域的科技类读物。 　　 （二）初中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初中生购书类别排名前三的是教辅类（71.02%）、文学类（17.49%）、主题出版类（9.11%）。 　　 教辅书中，初中生购买量较大的主要是习题集和基础知识类图书。一般书中，初中生购买占比最多的是文学类图书。文学类图书最受欢迎的3本是：《古文观止》《三体》《红星照耀中国》。文学类上榜图书题材内容丰富，涉及传统文学经典、外国名著、现当代散文、玄幻推理小说等。 　　 漫画类也是初中生较为喜爱的图书类别。漫画类购买量最大的3本是：《父与子全集3·我是大富翁》《父与子全集1·快乐的生活》《机灵宠物车脑力挑战大迷宫：开心乐园》。虽然购买者和阅读者多为初中生，但其中部分漫画类图书的读者定位是“少儿类”，如《爱德少儿：青少版经典名著书库·名人传》《儿童百问百答37惊人科学事件》等。 　　 （三）高中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高中生购买类别排名前三是教辅类（44.85%）、文学类（42.46%）、漫画类（3.86%）。 　　 教辅书中，购买量前5名都是工具类图书，购买量最大的是《高一开学必备工具书套装》。从购买量前Top中的教辅书类型来看，占比较高的是教材解读类教辅书和工具书。 　　 一般书中，高中生最青睐的是文学类图书。在一般书购买量Top50中，上榜文学类占比达78%，包括古今中外经典名著，现代畅销书等。文学类图书购买量排名前5位为：《恶意》《四大名著大字本：西游记（上中下）》《朝花夕拾》《了不起的盖茨比》《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漫画类和社科类图书分别拥有一定比例的读者，二者消费情况接近。高中生购买其他类别图书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可见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选择更为多样。 　　4.中小学生购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中小学生购书行为的因素有： 　　 学习需求。出于课业学习的需要，无论从性别维度还是从学段维度来看，中小学生教辅书的购买数量占比是最大的。2021年，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大幅减轻，空余时间相对充裕，出于提高学习质量、培养自学能力等考虑，优质教辅书的需求量仍然可观。 　　 认知特征。少年儿童的生理心理具有鲜明特征，认知能力、理解能力等尚在发展之中，这是决定购书取向的重要因素。例如，阅读文字内容需要读者有一定的认识水平和逻辑思维，对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学生来说，形象生动的漫画更有吸引力，能够激发阅读欲望，引导他们进入丰富多彩的故事空间。漫画还能开发孩子的想象力，锻炼其形象思维。 　　 经典魅力。文学类图书始终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从统计数据看，中小学生的文学书籍消费主要集中在中外经典文学名著，如四大名著、《海底两万里》等，以及近年来的热点畅销书，如《三体》《百年孤独》《白夜行》等。社交媒体时代，读者能够通过更多样的渠道链接到图书资源，但经典永不过时，它们启发着一代代青少年，具有长盛的生命力。 　　 政策导向。近年来，主题出版类图书受到广泛欢迎，也带动了中小学生相关消费。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各级党政机关和学校纷纷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丰富多彩的红色活动相继开展，社会各界学习党史、庆祝建党百年的氛围浓厚热烈，对青少年的信念志向、人格追求等形成了积极导向，也直接促进了青少年购买党史读物等主题出版类书籍的热情。 　　 兴趣偏好。中小学生购书榜单中不乏一些小众图书，如《古琴的常识和演奏》《花鸟工笔写真》等，涉及音乐、美术等各个方面，可见中小学生的阅读口味是多元、多变、细分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中小学生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购书渠道，也搭建了交流分享的平台，使得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得到最大程度满足。 　　5.多方合力创设环境，提升分级阅读能力 　　 良好的阅读需求与身心健康成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今天，要正确指导中小学生购书及阅读行为，提高其甄别能力，使其在“开卷有益”的滋养下健康成长。 　　 家长：引导孩子与好书交友，鼓励其拓展知识储备。家长是孩子购书的“把关人”，应针对孩子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为他们的购书行为提供指导。在为孩子挑选图书时，要考虑到图书的内容质量和思想倾向，同时也要结合其阅读水平、兴趣爱好等，为其筛选出适合的书籍。调查发现，当下不少小学生已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或智能技术方面的书籍，如《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即使是面向青少年的通俗科普版本，也涉及很多专业领域知识，具有一定的阅读难度。从拓展知识储备的角度出发，家长可以鼓励孩子购买、阅读此类书籍，并陪伴孩子阅读，帮助孩子理解图书内容。 　　 教育主管部门：完善分级阅读体系，净化网络阅读环境。可考虑成立专项工作委员会，针对我国青少年分级阅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制定详细标准和相应解决措施。分级阅读需要建立综合化指标，除了审美性、知识性、科普性三个重要考量外，还要结合中小学生兴趣爱好、社会变迁引发的知识需求演变而不断迭代升级，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分级阅读标准、评价体系、测评体系。同时，加大对青少年分级阅读的引导和督促，联合多主体力量引导青少年分级阅读，制定相应标准，以保障分级阅读的长期有效性。此外，要注意数字化阅读时代的新变化，在制定策略时紧跟最新趋势、着眼紧要症结。例如，当下数字化阅读极大开阔青少年眼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阅读内容的不可控性和无序性。教育主管部门应着力完善过滤不良信息的功能，净化网络阅读环境；同时，积极完善线上图书销售和推荐系统分层，对相关平台进行监督追责，以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 　　 学校：分级阅读融入课堂，切实做到因材施教。学校在把握好课本教学的同时，应开发设计针对性的阅读课程，研制与大纲课文相关的、不同层次水平的阅读材料，对不同阅读层次的学生进行引导。可与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领域专家展开合作，将分级图书的阅读教学融入课堂，指导学生的购书行为，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达到更精细化的、因材施教式的教育效果。学校还可设置不同年级的阅读室或图书角，并根据年级开展图书朗诵、篇目表演、趣味知识竞赛之类的丰富活动，吸引更多青少年自主参与，从中感受阅读的乐趣。 　　 出版机构：关注中小学生阅读需求，打造丰富的分级阅读文本。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阅读需求，精准策划选题、推出分级阅读文本。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韩国“微笑花生”直营幼儿园开发了“人教·我爱阅读 儿童分级阅读书系”，旨在帮助3-6岁儿童在亲子阅读中轻松识字，顺利过渡到小学阶段的自主阅读；中信童书推出分龄重点新书产品，还面向读者推出“家庭分龄阅读图书馆”，通过“图书+售后阅读指导+社群服务”的模式，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及其家长的个性化需求，提供阅读指导和切实帮助。 　　 总之，只有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出版社、图书馆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图书分级发展，才能让图书教育系统化、科学化，切实为孩子们搭建起成长的阶梯。

“按照教育部总体部署要求，北京市中高考本着‘如期举行、应考尽考、安全考试’原则，具体方案将于近期公布。高校人员密集，是最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地方，北京将继续实施校园封闭管理措施。”在25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45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通报。 李奕说，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特点，加上北京聚集性疫情和社会面病例零星散发，持续加剧了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给学校防疫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和挑战。近段时间，从调整中小学返校时间、研究调整中考体育方案，到高校各项防疫措施、学生毕业就业、期末暑期安排等，教育部门和学校始终根据疫情情况，持续研判、调整优化，形成不同预案。 李奕指出，高校是社会单位中最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地方，是疫情防控的重点部位。“首都教育系统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采取严把校门关、校园内外环境和物品加强消杀、健康监测、校园网格化管理等措施，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保护高校同学们的安全和健康。”各大高校要结合实际统筹安排好本学期工作，特别要做好毕业生答辩、毕业、就业等相关工作；鼓励辅导员、班主任和专业任课老师深入一线、深入学生，帮助解决学生在学习、考试、生活、毕业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副主任（主持工作）钟东波介绍，最近两天，北京市报告病例数明显下降，同时社会面病例也在下降，呈现“两下降”良好态势。前期，疫情曾波及15区和经开区、共123个街道，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加强和优化，最少时缩小到4区9个街道。近期由于岳各庄市场、东方广场等聚集性疫情影响，疫情也有波动，但整体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早期的传播链条绝大部分已被切断，从多点、多线作战的困难局面逐步转向攻坚扫尾阶段。他表示，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吃劲的关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全面严防死守，紧盯社会面病例找问题、堵漏洞，采取更加迅速、更加严密、更加果断的措施，坚决阻断病毒传播链条。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2012年以来，教育部出台一系列文件，支持、鼓励和规范职业学校聘请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担任兼职老师；我们公布102家全国职业教师企业实践基地，明确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每5年必须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 今年，我们将在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专设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发布板块，建立兼职教师库，为校企搭建更多沟通的桥梁。

在教育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10年来，职业教育用数字化赋能，不断拓展办学空间，支持先学习再就业、先就业再学习、边就业边学习，主动与继续教育、普通教育有机衔接，积极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中央财政连续10年支持建设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在此基础上，今年3月“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覆盖了19个专业大类、396个高职专业，汇聚了660余个专业教学资源库、1000余门在线精品课和2000余门视频公开课，以及420余万条视频、图片、文档等颗粒化资源，为全民学习提供充足数字资源。继续教育不断完善资源供给和服务机制，全国共有1891所各类高校举办学历继续教育，在学人数占高等教育本专科学生数的46.8%，有力提升国民受教育年限和素质。大力推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建设，确定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129个、示范区120个，建成30所老年开放大学和老年教育专门机构。

24日，教育部召开第三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十年来，“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一体化的职业学校体系基本建成，中职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专科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预留空间，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上本科，职业教育吸引力、影响力不断提高。 　　陈子季在发布会上介绍职业教育十年改革发展的成效。他表示，十年来，我们牢牢抓住大发展、大改革的历史机遇期，不断打开视野、提高站位，统筹把握规模与内涵两个维度，相继迈上了3个相互衔接、层层递进的大台阶： 　　一是立足自身审视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二是立足整个教育体系审视职业教育，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确立类型教育的定位。三是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审视职业教育，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 　　回顾这十年，我国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不断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取得明显发展，不仅是由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和坚实条件，也是因为职业教育发展始终把构建完整体系作为核心任务和逻辑主线，不断创新制度设计、加大政策供给，努力把职业教育建设成为一种对经济社会和个体发展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一种有着广泛需求基础的教育，一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教育。具体体现在七个方面： 　　一是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适应性更强。面向市场、服务产业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功能，也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策略。十年来，我们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两次调整专业目录，出台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等专项规划，力求在服务面向上突出“全”，在专业设置上突出“新”，在目录架构上突出“特”。同时，“一老一少”相关专业布点达到了5000多个。 　　二是全面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教育办学路子更宽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办学优势。十年来，我们陆续出台并实施《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开展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型城市等一系列试点，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鼓励行业企业全面参与教育教学各个环节，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办学，校企合作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逐步形成了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校企合作新局面。 　　三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学生成长的路径更加畅通了。推进普职融通渗透是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提供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客观要求。我们树立开放包容融合的大教育观，为学生不同成长阶段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多路径成才的畅通渠道，推动职业教育和其他教育类型有机衔接、协调发展。 　　一方面，引导青少年树立技能报国之志，全国4500余所职业学校支持中小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实践和职业启蒙教育，辐射中小学近11万所，参与人次超过1500万。另一方面，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为中职学生和普通高中学生提供更适合的多样化发展机会。 　　四是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有效贯通，职业学校学生发展力更加足了。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助力学生成长成才，让职业学校的学生“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十年来，“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一体化的职业学校体系基本建成，中职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专科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预留空间，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上本科，职业教育吸引力、影响力不断提高。 　　五是职业学校的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责任担当更大。“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十年来，我们推动“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落地，完善学历教育和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21年高职学校招生557万人，相当于十年前的1.8倍；中职学校(不含技工学校)招生489万人，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与此同时，国家先后出台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 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启动“1+X”证书的制度试点。目前，全国1万余所职业学校每年开展各类培训上亿人次，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的高职院校中，141所学校年培训量超过了5000人/日，86所学校年培训量超过了10000人/日，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并重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基本形成。 　　六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职业教育办学形式更活。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支柱。我们始终坚持人人皆可成才，并为人人尽展其才创造条件。十年来，职业教育用数字化赋能，不断拓展办学空间，主动与继续教育、普通教育有机衔接。今年12月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覆盖19个大类，396个高职专业，汇聚了660余个专业教学资源库，1000余门在线精品课和2000余门视频公开课，以及420余万条视频、图片、稳当等颗粒化资源，为全民学习提供充足的数字资源。继续教育不断完善资源供给和服务机制，全国共有1891所各类高校举办学历教育继续，在学人数占高等教育本专门数的46.8%，有力提升了国民受教育年限和素质。大力推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建设，确定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129个、示范区120个，建成30所老年开放大学和老年教育专门机构。 　　七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更高。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我们既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还要博采众长、融通中外、借鉴吸收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加快制度创新、重塑比较优势。 　　他说，十年来，我国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不断实现“再提升”，与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稳定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招收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地和境外办学的主要集聚地。多元协同培养模式和管理规范逐步形成。目前，400余所高职院校和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全日制来华留学生规模达到1.7万人。2019年，13所高职院校协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外独立举办第一所开展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5个教学标准成为赞比亚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在海外19个国家建立了20个“鲁班工坊”，泰国的“鲁班工坊”建设人员被授予“诗琳通公主纪念奖章”。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职业教育”特色项目，为各国学员提供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发展机会。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介绍，1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相继迈上了3个相互衔接、层层递进的大台阶：一是立足自身审视职业教育，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立足整个教育体系审视职业教育，确立类型教育定位。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三是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审视职业教育，创造性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任务。面向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构建，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加快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