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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11月20日,1995年1月份的托福考试在上海开始报名登记。上海交通大 学报名点虽然发放了1000余份报名单,仍有近千名考生空手而归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我所有的成长与成就都是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结果。”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的这句话道出了其创业历程的时代因子。

    俞敏洪生于上世纪60年代,青年时段适逢高考制度恢复,北大毕业后不久又恰逢出国留学热升温,他也曾萌生出国留学的想法,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为攒钱出国留学而开“开小差”办英语培训班被处分,彼时身为北大英语教师的他,可谓“因祸得福”,“意外”收获了人生的惊喜。

    故事要从当年的留学热说起。

    1985年,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1993年11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标志着中国出国留学政策逐渐走向成熟。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目的地主要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法国,其中美国接收中国留学生数量多。当时,“出国热”也意味着“英语热”。大量年轻人为了学习英语呕心沥血,有的人把所有GRE单词背了一百多遍;有的人考托福、GRE、雅思考了几十次,还有的人为了出国倾家荡产。同时,国内的英语学习产业化也初现端倪。而在同类培训领域的竞争中,新东方算得上拔得头筹。

    2019年,俞敏洪的创业回忆录《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面世,记述了许多罕为人知的新东方故事,再次将镜头拉回到那个众人记忆里“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90年代。

    1989年,俞敏洪开始参与一些培训机构的托福、GRE教学工作。1990年,他向北大提出辞职,用一辆三轮车从宿舍拉上所有的家当,离开北大,到外面租了一个房子,开启了“中国合伙人”之路。

    “从北大出来以后,我就要开始自己的事业了。因为我自己考过了托福,考过了GRE,对这两门考试非常熟悉,所以就决定要从托福和GRE的培训开始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尽管当时中国学习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但更多的学生是直截了当地说,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考托福和GRE出国,这也就意味着背后的生源,比纯粹的学习英语的生源要更加充足,所以终我决定,要从出国考试开始做。”俞敏洪写道。

    俞敏洪从北大出来后,没有执照,没有办法招生,后与一家名为“东方大学”的培训机构合作,终结出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个果实。在这一阶段,俞敏洪每年要把自己总收入的25%分给“东方大学”,而对方除了提供合法手续、提供以外,不提供任何东西。在财务压力下,他走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东方”之路。

    “从1990年的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93年11月16日,新东方拿到了办学执照。这样的合作,给了我三年的充分准备,也为新东方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俞敏洪在书中说,当时新东方的大班,变成了京城的一个奇观。比如说在北大化学楼的一个教室,座位数是300个,但是这个教室里挤进了500个学生,因为很多学生想进入这个班上课,但是进不去,那就加座,有的学生就坐在台阶上听课。

    1995年底,俞敏洪赴北美邀请旅居加拿大的徐小平和旅居美国的王强加盟新东方,电影《中国合伙人》三大主角原型就此“同框”。王强是俞敏洪北大英语系的同班同学和同事,俞敏洪办托福、GRE培训班早的合作者和朋友;徐小平是俞敏洪的老师、同事和朋友。除了俞敏洪单打独斗时期,新东方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俞徐王“三驾马车”的故事。

    记者卢跃刚在《东方马车》一书中点评道:俞敏洪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邀请徐小平、王强、包凡一、何庆权等归国加盟新东方,开创私立学校请留学生归来任教的先河。徐小平负责咨询、移民板块,王强负责基础英语教学板块,建立了新东方发展的两翼,完善了英语教学体系。他对内实行“分封割据”利益分配,激励“海归”们的创业冲动。

    个体和团队努力之外,时代给了俞敏洪等人机遇。据新东方向《环球》杂志提供的数据,截至2019年5月31日,新东方已经在全国80多个城市设立了95所学校、15家书店及1200多家学习中心,年培训人次超800万。

    来源:2019年10月2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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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徐   点击: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