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之债的债权人往往享有私法之债的债权人所没有的种种特权，例如公法之债产生争议或得不到履行时无需借助司法机关而自行实现其债权的强制执行权（自力救济），以及相对于私法之债的优先受偿权。发端于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第81条“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税收之债是公法之债的典型，世界各国在税法上规定滞纳金的理论根据也正基于此。
滞纳金是督促公法之债履行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滞纳金是以罚款的方式作出，因而有学者从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起因、当事人所承受的终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和行为性质的同一性指出两者属于同一范畴，在作用于行政事态时有某种从属性或补充作用。而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罚不是行政处罚。虽然执行罚具有罚的外形与功能，两者都是使违法人承担新的义务；在执行罚不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时，终仍需与行政处罚一样，采取直接强制执行手段。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7条的规定，即“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由于行政机关凭借的是其掌握的行政权力，而这种权力在市场上使其具有支配性的地位，行政垄断行为就是滥用这种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的行为，因而，应适用反垄断法上禁止支配力量滥用的规定。
具体而言，中国人民银行的垄断行为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垄断定价行为，又称剥削性的滥用行为。由于我国目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发改委三个部门分享反垄断执法权，而行政垄断及价格垄断行为的执法权由国家发改委行使，所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司正式受理国内商业银行乱收费的反垄断调查申请就属于情理之中了。